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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岛德文报业考察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政策

时间:2014-10-10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11994字
论文摘要

  陈衡哲认为科学救国运动的发起者是任鸿隽,把这个运动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其在《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中曾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政变及庚子国难的刺激的,故都抱负着 ‘实业救国’的志愿 (所谓实业,即是现今所谓科学)。我是于一九一四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的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此说早有定论。而关于任鸿隽是 “科学救国”运动的提倡人,由陈衡哲来说,是溢美之词还是事实如此?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必须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救国思潮的产生过程有所了解。

  一、任鸿隽与近代中国 “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1.近代中国 “科学救国”思想的发端

  有研究者给 “科学救国思潮”下了定义:科学救国思潮是一批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对中国近百年来各种救国探索努力反思的基础上,倡导以西方的科学来拯救中国的一种爱国主义进步思潮。学界普遍认为林则徐的 “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科学救国思潮的种子,为闭塞落后的中国提供了了解西方科学的窗口,并影响着后来者探索救国道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李善兰则认为欧洲各国之所以强盛, “推原其故,制器日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华蘅芳历经艰难,与美国人玛高温合译美国地质学家达纳的 《金石识别》一书,把近代矿物学引进中国。他在该书 “序言”中直言翻译此书的目的是因为 “五金之矿藏往往与强兵富国之事大有相关”。

  上述思想虽则表现出时人对 “科学”的肤浅和不成熟的认识,但无不包含着要通过学习西方科技来救国的主张和愿望。洋务运动中,译介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的活动,则是客观上对 “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实践,促进了科学救国思想的萌芽。但直到洋务运动失败的19世纪末,“科学”作为一个名词尚未引进中国,加上国人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停留于器物层面,因此这一时期既没有产生 “科学救国”的口号,科学救国的思想亦只得到少数人认同,所谓科学救国用 “技术救国”来表达更准确,且未形成系统的思想。

  甲午之败使先进的中国人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在引进西方技术以振兴实业的同时,实行政治革新、革除封建专制。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说: “中国之效西法三十年矣,谓其不知也,则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谓其知也,则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也?”他认为三十年中中国只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要改变此种状况,必须深入了解西学,“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维新派在大量翻译出版西方自然科学类书籍的同时还通过创办学会,推动科学知识的传播。至此, “科学救国已经突破静态化、单一化照搬西方科学技术的窠臼,从科学知识救国的 ‘皮毛认识’向带有反封建色彩的科学精神救国的深层思索驱进了”。

  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比较明确提出类似于 “科学救国”思想的人是康有为,他称之为 “物质救国”。

  1905年,康有为发表 《物质救国论》一文,指出西方强盛而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欧洲百年来最着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康有为认为 “物质学”能救国,“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

  康有为虽明确提出 “救国”,但主要还是偏重技术。这篇文章进步之处在于深入分析了此前中国学习西方的失误所在,并提出了 “兴物质”的具体方法,如办实业学校、博物院、制造厂、型图馆等等。

  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科学救国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宣传,出现了一些宣传科学救国主张的社团和期刊。如最早的现代科学学会———中国地学会成立于1909年。该学会的目的是 “查东西各国学问进步之速,不徒恃在上者悉力维持,实由下之业此者分途致功,每遇困难学科,辄自立学会,广招同志,共矢研究,故能交广见闻,拓张知识,其新理新器,日出不穷,半多由此”,因 此“仿彼之例,组成中国地学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借收增壤益流 之效”。

  该 学 会 创 办 的《地学杂志》主要刊登经济地理方面的文章,以水利、交通、物产为重点。再如杜亚泉于1900年创办的 《亚泉杂志》在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及对各方面的影响: “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

  但这一时期的科学期刊和杂志受创办者对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宣传 “多流于形式化、表面化,没有对科学救国主张进行深入思考”,所表达的科学救国思想仍然偏重于技术救国,局限性非常明显,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救国理论,没有出现鲜明的代表人物和稳定的团体,所以科学救国思潮还没有形成。

  2.任鸿隽与 “科学救国”思想的形成

  辛亥革命后,或受孙中山先生 “民生主义”思想的影响,或出于对南北议和后政局的不满,一批有志青年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如任鸿隽、李四光、杨杏佛、侯德榜等。出国前,他们已受到清末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以提倡和宣传科学救国主张为主的社团和期刊的出现,给这些走出国门接受系统西方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们以启发,办社团、创刊物,使之成为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媒介和阵地,并最终促成了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任鸿隽于1912年底到达美国,彼时中国留学生中正办有 《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年报》共出版3期,分别出版于1911年7月、1913年1月和1914年1月。

  1914年任鸿隽开始担任已改称《留美学生季报》 (以下简称 《季报》)的编辑,1915年成为总编辑。正是在任鸿隽担任编辑、总编辑期间, 《留美学生季报》开始提倡 “科学救国”。这一时期,《季报》的 “立言”或 “论着”专栏出现多篇文章宣传 “科学救国”,全部篇目如下:任鸿隽的 《建立学界论》(1914年第2期)、《建立学界再论》 (1914年第3期),朱进的 《富国策》和 《富强私议》 (1914年第3期),杨杏佛的 《科学与 中 国》 和 朱 进 的 《论 科 学 与 军 事 的 关 系》(1914年第4期),张贻志的 《创立国家学会刍议》(1915年第1期),任鸿隽的 《救亡论》和 《归国后之留学生》 (1915年第2期),蓝兆乾的 《科学救国论》 (1915年第2期),杨铨的 《绍介科学与国人书》 (1915年第2期),邹秉文的 《科学与科学社》 (1915年第4期)。

  1916年,任鸿隽虽然不再担任 《季报》编辑,但他所提倡的办刊风格和用稿倾向仍然影响着继任者。到1918年任鸿隽回国前,《季报》又陆续刊登了多篇鼓吹 “科学”的文章,如陈炳基的 《中国宜组织科学研究学会》和江覆成的 《论研究科学宜从实用上着手》 (1916年第1期),蓝兆乾的 《科学救国论二》、林和民的 《敬告我国学界之青年》和陈藩的 《论吾国学者宜互相联结于中国科学社以促进国势》(1916年第2期),张贻志的 《科学统系论》 (1916年第4期),胡明复的 《科学方法论一》、《科学方法论二》(1917年第1期),任鸿隽的 《实业学生与实业》 (1917年第2期)和 《实业教育观》 (1917年第4期),严迪恂的 《论中国工业不发达之原因》 (1918年第1期)等等。

  与此同时,由任鸿隽等人发起的以 “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的《科学》月刊于1915年1月正式出版。该杂志除刊登专业性的科学论文外,另一大特色就是大力宣传“科学”本身。仅1915年第1卷的12期中就有任鸿隽的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第1期)、赵元任的 《科学与经历》 (第2期)、杨铨的 《战争与科学》(第4期)、任鸿隽的 《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系》(第5期)和 《解惑》 (第6期)、杨铨的《学会与科学》、任鸿隽的 《科学与工业》 (第10期)、唐钺的 《最近四世纪科学进步之大略》 (第11期)、任鸿隽的 《科学与教育》 (第12期)。此后 《科学》杂志在宣传 “科学”上一直不遗余力,如第2卷各期刊登了 《科学精神论》、 《科学与共和》、《科学范围与方法》、《科学与商业》、《科学方法论》、《科学之分类》、《科学之律例》、《科学之类别》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 “科学”为何物、“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分类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此前中国从未曾如此大规模、如此集中地对 “科学”本身进行介绍和鼓吹。《留美学生季报》和 《科学》月刊对 “科学”的宣传和介绍不仅在留学生中有提倡和宣传之作用,而且由于这两份杂志都在上海发行,因此在国内学界同样产生巨大影响。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杂志刊载过如此集中、系统的宣传科学的文章,“科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被人提及并论述。这就使 “科学救国”思想经由留学生群体大力鼓吹,并向国内知识分子群体扩散,最终形成了科学救国的思潮。

  在这个思潮的形成过程中,任鸿隽起到了发起人和组织者的作用。他不仅通过撰写相关文章积极宣传科学救国思想,还是科学救国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当时的中国,真正能理解科学为何物、能系统提出科学救国思想的鲜有其人。要用 “科学”去救国,首先要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科学到底是什么?中国有无科学?无科学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让中国有科学?对此,任鸿隽带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系统的回答。在科学救国思潮形成的初期,无论是 《留美学生季报》还是 《科学》月刊,任鸿隽论 “科学”的文章是最多的。 《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2、3期上刊登的任鸿隽的 《建立学界》和 《建立学界再论》是该刊最早的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文章。

  1915年,《季报》所刊登的所有以 “科学”为直接宣传内容的十一篇文章中,任鸿隽就写了四篇。《科学》第1卷12期中,任鸿隽共发表文章17篇 (并列第二位的是胡明复和杨铨,各12篇)。在 《科学》创刊号上,任鸿隽代表科学社撰写了 《发刊词》和科学概论性质的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为 《科学》杂志坚持科学宣传定下了基调。上述文章开启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科学界对 “科学”的追问。

  任鸿隽不仅带头追问科学是什么,而且促进和组织更多的人加入思考者行列。他在担任 《季报》编辑和总编辑时,有意识地寻找和刊登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文章。特别是他担任总编辑的1915年,对 《季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调整栏目和扩大作者群。栏目由第1卷的 “插图”、 “立言”和“诗词”三个栏目增加到插图、论着、译述、专件、杂讯、文苑、杂录、传记、小说、调查、各校纪事、公函、戏剧等十多个栏目,作者群由第1卷的22个署名作者增加到35个。但任鸿隽带给 《季报》的最深刻和最有意义的影响是把 《季报》变成了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阵地。考虑到当时 《季报》的组稿非常困难,能主动向 《季报》投稿者更少,“因为志愿的投稿者很少,谁当了总编辑,都得向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拉稿”。

  因此这一时段 《季报》上出现多篇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文章,总编辑的导向性非常重要。 《季报》第2卷第2期(1915年6月)上登载了蓝兆乾的 《科学救国论》,该文提出了较为完善而系统的科学救国理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以 “科学救国”冠名的文章,捅破了 “科学救国”思想由萌芽到形成的这层窗户纸。而蓝兆乾写这篇文章和该文能在 《季报》发表都与任鸿隽有莫大的关系。蓝兆乾与任鸿隽为四川同乡,早曾相识,彼时蓝兆乾正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季报》和 《科学》两份杂志对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和探讨在上海青年中引发了热议,产生了共鸣。蓝兆乾成为了 《季报》和 《科学》的热心读者。《季报》作为中国留美学生会的会刊,按例仅刊登留学生的文章,但任鸿隽认为蓝兆乾的 《科学救国论》非常重要,破例安排在 《季报》上发表。

  任鸿隽还特意在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语:此文为蓝君寄赠 《科学》之作,以 《科学》第八期方在编辑中,出版需时,蓝君此文不可不早以公世也。正是在任鸿隽的呼吁和身体力行下, 《留美学生季报》和 《科学》成为了国内外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和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重要阵地。两个刊物均由留美学生在美国编辑,在国内发行,因此科学救国思想在留学生团体和国内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国人对科学内涵、科学精神、科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科学救国思想的认同感亦在不断增强。对于一批经历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的双重刺激的青年,在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后,他们陷入了新的痛苦和彷徨中,科学救国思潮给他们指出了新的奋斗之路,指引着他们投身于科学救国的实践中去。当然,科学救国思想之所以能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另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任鸿隽、杨铨、胡明复等人对科学的阐释深刻而透彻,切中要害,使人相信科学救国道路是一条真正能使中国摆脱贫弱、走向独立和富强的道路。

  二、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1.追问 “科学”为何物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首先阐释了 “何为科学?”这个基本命题。任鸿隽认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狭义的仅指自然科学,他说: “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筋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 学。 今 世 普 通 之 所 谓 科 学, 狭 义 之 科 学也”。

  杨铨也认为:“科学者,有统系有真理之知识也。大之而宇宙,小之而霉菌,深入于心灵感应,浅至于饮食起居处,莫不有科学存乎其间”。

  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已超越前人那种科学与技术不分的层次,认为科学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能通过归纳、演绎之法进行研究并形成系统知识的,都可以称之为科学。科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物质应用,任鸿隽就此打了一个比方:“科学缘附于物质,而物质非即科学。见烛焉,燃而得光,而曰烛即光焉,不可也。”

  任鸿隽虽然认识到科学应该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在其科学救国思想宣传中采取了狭义的解释,认为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故他在二十年代所出版的《科学概论》第一章 “科学的起源”中,把科学界定于自然科学的范围: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见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

  任鸿隽紧接着回答了科学对人类进步的价值和中国学习西方数十年而无甚成效的原因,为中国以后如何学习科学指明了方向。 “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要学习西方,关键在于学习科学。但在以往所有的救国方法中,无论是 “师夷长技”,还是改良、改革和武装斗争,虽也学之于西方,但却没有学到关键。任鸿隽认为 “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

  杨铨在《绍介科学与国人书》中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世界,在各国竞争中最具竞争力的是科学,他说: “欲于人类史中有数十年之历史,举所谓天竞、物竞、国竞、社会竞,皆当一一胜之 也。 胜 之 之 道 万 端, 而 科 学 为 唯 一 之 利器”。

  任鸿隽在 《建立学界论》和 《建立学界再论》两文中,强调中国要建立科学的学界,用科学的方法去 “阐天地自然之奥”,因为 “学界之关系一国,岂特其未来之运命而已,实则当前之盛衰强弱,皆将于学界之有无为正比例焉”。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言近世东西文化之差异者,必推本于科学之有无。盖科学为正确智识之源,无科学,则西方人智犹沉沦于昏迷愚妄之中可也。科学为近代工业之本,无科学,则西方社会犹呻吟于憔悴枯槁之途可也。科学又为一切组织之基础,无科学,则西方事业犹扰攘于纷纭散乱之境可也”。既然科学如此重要,中国焉有不学之理?蓝兆乾认为以往国人的 “理财练兵说”、“革命立宪说”、“振兴实业发达交通说”和 “发扬国粹改良教育说”等救国理论,虽也学习西方,但都未能够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关键在于没有找到症结,这些救国理论都是针对枝节的治理。他说: “夫救国之道,犹治疾也。不察其症结所在而枝节以疗之,虽竭药石之力,庸有功哉?吾国贫弱之症结者何?科学是也。其为学博大精深,一切富强之法所自而出也。……是故救国者,救国之本计也。凡政治、军备、交通、实业、财政、教育,皆赖之以发达者也。”

  言下之意,此前所学非 “科学”。任鸿隽在此基础上则明确指出中国没有学到西方科学最本质的东西: “科学之道,可学而不可学。其可学者,已成之绩;而不可学者,未阐之蕴。且物物而学之,于他人之学,必不能尽。尽之,犹终身为人奴隶,安能独立发达,成所谓完全学界耶?”所以他呼吁:“是故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矣。”

  他还总结了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的误区: “海通以来,西力东渐,东方诸国受其势力之压逼,而莫知其势力所自起。浸假而见其制作之奇巧,则以奇制为西人之特长。浸假而闻其工商之发达,则以实业为彼方之独擅。迨迟之又久,去所谓奇制与实业者,皆有学以为之本根。又迟之又久,始去学西方之学,有异乎东方之所谓学者,其名曰科学。于是又以为科学者,即奇制与实业之代表。吾国近日朝野上下,知讲科学矣。吾敢谓其对于科学之观念,尚不出此物质与功利之间也。”因此他认为此前国人所谓学 “科学”,实在不得其门而入:“夫奇制、实业者,科学之产物。奇制、实业之不得为科学,犹鸮炙之不得为弹也。故于奇制、实业求科学者,其去科学也千里。”

  西方科学虽带来了其工商业的发达,但 “其远旨唯在求真,初非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其工商之业,由此大盛,则其自然之结果,非创学之始所及料也”。

  2.科学的 “源泉”在于 “科学精神”

  如何实现科学救国?任鸿隽主张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用科学的方法去探求真知。他认为西方所以能产生科学,有一个 “泉源”,这个 “泉源”,非常难以学到,所谓 “不可学而不可不学”。不可学的是对西方科学皮毛的模仿,不可不学的则是科学精神,“不可学者,以其为学人性理中事,非摹拟仿效所能为功;而不可不学者,舍此而言科学,是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冀泉之流,不可得之数也。其物唯何,则科学精神是。”科学精神是什么呢?任鸿隽认为是 “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至少有五个特征: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和存疑。所谓 “崇实”,任鸿隽认为 “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陈言,凭虚构造为能”。而 “贵确”则指 “凡事当尽其详细底蕴,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自了是也”。

  “察微”则指要注意观察常人所易忽略的微小的事物。他举例伽利略发明钟摆原理就是因为他能注意观察大家都视而不见的教堂摆灯。 “慎断”即不轻易下结论,要经过反复的试验论证。 “存疑”是指把目前不可能解决的 问 题 暂 时 搁 置,不 去 曲 解 或 妄 费 研 究。

  他 还 指 出 中 国 传 统 学 风 由 于 缺 少“崇实”、“贵确”的科学精神而存在几大弊病:一是好虚诞而忽近理,如阴阳鬼神之说;二是重文章而轻实学, “雕文琢字,着述终篇,便泰然谓 ‘绝业名山事早成’,而无复研究事业考求真理之志”;三是笃旧说而贱特思, “生古人后,诚有时宜利用古人所已知者以补岁月之不足,然非苟以盲从而已。……然怀疑不至,真理不出,学术风俗受其成形而不知所改易,则进化或几乎息”。 “学子暧姝,思想锢蔽,乃为科学前途之大患”。

  他指出中国中小学里也有所谓科学教育,但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科学之精神和意义。“问今之科学教育,何以大部分皆属失败,岂不曰演讲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及意义,仍茫未有得乎?”任鸿隽还认为培养科学精神应该是一种常识训练, “这种训练不专属于某种科学,而为一切科学所应有”。任鸿隽对科学精神的阐释前所未有地详细和深刻,并且采用理论与事例相结合的方法,而不是空洞的说教,让人对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培养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如何去追求科学的精神等问题一目了然。

  3.科学事业的发展依赖科学研究

  仅有科学的精神还不能够产生科学,还需要凭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以造福人类。任鸿隽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他特别推崇培根的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归纳法,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方法, “为学之术,在由归纳的论理法入手……不以独坐 冥 思 为 求 真 之 极 轨,而 必 取 证 于 事 物 之 实验”。

  这个科学的方法是从搜集事实入手的,搜集事实的方法有两种, “一曰观察,二曰试验”,归纳就是在观察与试验的基础上概括事实,得出通则 (即规律)。他还比较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优劣:归纳是对事实的研究,演绎是形式的敷衍;归纳是由特例以发现规律,演绎是由通则以判断特例;归纳法是步步脚踏实地,演绎法是凭虚构造;归纳法是随时改良进步的,而演绎法是一悟到底的。

  接下来,任鸿隽论述了怎样利用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容易:由科学家在实验室、借助科学仪器、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然而,在中国的科学事业还是一片荒漠的时代,国人在此问题上还需要启蒙,任鸿隽就是这样的启蒙者。他认为科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而人类福祉的增进,关键在于人,必须依赖于三种人的努力: “一曰真理之发见者,研究天然界之现象。二曰真理之传播者,普及智识于畴众。三曰真理之应用者,发明制造之新法以供人生之需求”。

  这个真理的发现者就是科学家。科学的精神需要依附于人,科学方法需要通过人的双手去进行,所以任鸿隽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发端就是 《建立学界论》和 《建立学界再论》,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海外留学的研习自然科学学科的人组织起来,承担起对国民进行科学启蒙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责任,促进中国科学的真正发展。他指出中国虽然有了成百上千的留洋博士、硕士,但却没有 “能对一特殊问题,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令人奉为圭臬,如西方学界所称之Authority者”。任鸿隽认为学界有如 “暗夜之烛”,一国的强弱盛衰是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例关系。

  学界建立了,科学研究就能发达,但除了留学生们的个人努力、具有科学精神外,还需要科学研究的组织。 “研究精神固属个人,而研究之进行,则有待于共同组织”,“盖研究精神为科学的种子,而研究组织则为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地,二者缺一不可也”。任鸿隽参照外国经验,向国人介绍了四种研究组织:大学及专门学校的研究科,政府建设之局所,私家建设之研究所,制造家之试验场。

  这样明白浅近的介绍,使国人了解了研究机构设立的几大主体,为科学救国思想转化为科学救国行动提供了可操作的努力方向。事实上民国时期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即此四种,如中山大学的植物研究所,政府设立的中央研究院,私人设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实业家范旭东出资,在其开办的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基础上设立。

  总之,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已形成了较完整的内容和体系,他也因此成为科学救国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正是他不遗余力的宣传,使科学救国思想首先并主要在留学生群体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共鸣,又经过他的呼吁和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宣传队伍,促成了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当然,一种社会思潮之所以值得后人不断去回望,不仅在于彼时的宣传声势的浩大,更在于此种思潮被信奉者转化为实际行动,对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任鸿隽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是科学救国思潮形成的主要促进者,更在于他没有流于空谈,而是把思想化作了实际行动,他的一生都是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着科学救国的各种尝试。

  三、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及评价

  1.对近代科学事业进行 “拓荒”

  回顾任鸿隽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的行动与他的思想高度契合。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形成之时,正是近代中国的科学救国思潮形成之时。因此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在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史上就具有拓荒意义。在其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引下,任鸿隽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工作。

  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出发点是找到中国贫弱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科学。要救国,就要让科学的种子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外乎要有一群真正懂科学的人进行科学宣传和科学研究,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任鸿隽首先呼吁那些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人建立学界,肩负起这个重任。

  他考虑到中国科学荒漠化的现状,认为科学家们既要埋首实验室搞科研,又要向大众普及。真正的科学家不应该仅仅 “尽瘁于学尽一科之能,自以为足”,还应该 “阐明求学之方法,陈道于国人之前”。

  为了建立学界,任鸿隽与志同道合者创建了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谋中国科学之发展。可以说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学界”。中国科学社由美国迁回国内后,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拓荒意义的工作,如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私人科学研究机构———生物研究所,第一个科技专门图书馆———明复图书馆,创办了第一本综合性的学术刊物——— 《科学》。中国科学社还坚持通过举行通俗演讲、科普展览等各种形式向大众进行科学宣传。为了便利科学类书籍的出版,以及为中小学科学教育考虑,中国科学社成立了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专司出版科学图书以及为中小学提供科学实验仪器,这些同样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任鸿隽本人在科学宣传方面更是贡献巨大,有感于国人对西方现代科学的一知半解甚至是误解,任鸿隽写下了篇目繁多的 “通论”性质的文章,以灌输 “何为科学”、 “科学精神”、 “科学方法”、“科学目的”等知识,播撒 “科学”的种子。参考国外经验,任鸿隽认为科学研究的发达除了要有科学精神和研究组织外,第三个条件就是社会的赞助。

  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后为了争取事业的发展,大力谋求社会各界的赞助。对科学社同仁来说,谋求社会赞助的过程也即是科学宣传的过程,宣传与寻求赞助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互动。

  当然,任鸿隽深刻体会到科学社寻求赞助的不易,所以当得知美国将要退还庚子赔款时,任鸿隽代表中国科学社、代表科学界呼吁把庚款用于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最终获得成功,促成了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简称 “中基会”)的成立。而当任鸿隽有机会到中基会工作时,不惜放弃国民政府委以的高官前程,毫不犹豫地投入中基会的工作,长期担任中基会总干事,成就了他一生事业的另一段华彩篇章。用好中基会的款项,尽最大力量资助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在动荡的年代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任鸿隽做着科学“保姆”的工作。民国时期一系列重量级的科学研究机构均受到中基会长期的资助,如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以及一些大学的研究所。这些机构组成了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阵容,它们的发展,中基会功不可没。

  2.对任鸿隽科学救国事业的历史评价

  透过对任鸿隽一生事业的梳理,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功绩突显出来。任鸿隽是科学救国思潮的主要促进者,他的科学救国思想又通过中国科学社和中基会而转化为实践。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使国人对科学内涵、真谛的了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科学、热爱科学甚至投身科学事业,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培育了良好的氛围。而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运作模式,促进了中国学术体制的建立。中国科学社催生了中国一批学术团体的出现,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文学会、地质学会、气象学会、物理学会等均是在中国科学社的影响下成立,有的甚至直接脱胎于中国科学社的 “母体”。这些学会通过发行刊物、召开年会等方式起到了联络同志、交流学术的作用,其运行模式大多受中国科学社的启发或影响。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立、私立研究机构,如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研究所,它们又在中基会大量而持久的经费资助下,事业获得很大发展,推动了中国科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

  在这些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任鸿隽跳出了作为某一学科专家的身份,着眼于中国整个科学事业的开拓和管理,执着于践行他的科学救国思想。

  然而任鸿隽的科学救国运动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究其原因,在于任鸿隽没有看到科学救国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陷入了泛科学主义的漩涡。包括任鸿隽在内的科学救国论者倡导科学救国主张的愿望是良好的,他们对科学问题的阐释亦非常深刻,对宣传与研究两只脚走路的科学发展之路亦规划有度。然而,他们忽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时代背景,脱离了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忽视了科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科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近代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举步维艰,而中国科学事业势单力薄,民众的科学意识、科学素养普遍低下,政府无心亦无力为科学的发展保驾护航,科学人才的总量微小。因此,就整个科学界而言,未能积蓄足够的力量承担起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历史重任,科学界的些微努力最终均淹没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历史河流中。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以完成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只有在此基础上,各项建设性事业才能真正有发展的机会。而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仅仅依靠发展科学是不可能的。任鸿隽恰恰陷入了科学万能论的误区,他实际上把 “科学”的功能与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进行了置换。他认为科学可以救中国,但实际上 “单靠科学这一武器是不能把一个政治腐败、经济贫穷、外无独立主权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中国的”。

  不彻底推翻三座大山,缺乏有效的政治保障和稳定的物质基础,科学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目标。应该说任鸿隽终其一生,都没能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以及他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政权以 “统一”为目标的科学社团政策没有积极响应的主要原因,没能跟上新政权的步伐,最后郁郁而终。

  但科学救国思想没有能够实现,并不能抹去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价值。任鸿隽他们在乱世的些微努力,已经为中国的科学事业播下了种子,没有让中国延续科学的荒漠化。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科技力量主要来自于对民国时期科技力量的接收和继承,如中国科学院通过接收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将之改组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新中国科学的发展,有着任鸿隽等民国科学工作者的奠基之功。在当今的中国,当年的科学救国思想已然变成了科学强国论,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科学,这一认知不仅没有被怀疑,反而得到加强,科教兴国、科学强国已成为基本国策,这应该是任鸿隽这位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所乐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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