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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对我国近代中文媒体和文学变革的贡献

时间:2014-10-17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12375字
论文摘要

  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是与它的生产传播方式的变革连在一起的,定期出版的现代报刊和机器生产的平装书是一种现代性媒体,机器生产印刷和商业化销售方式大大加快了生产速度,降低了生产成本,体现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传播媒体的现代性,这种现代化生产传播方式决定了文字读物的廉价销售和面向社会普通读者,报刊与后来出现的平装书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对象定位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这就必然促使它们追求 "俗"而不是 "雅",从而改变了文学的面貌.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结构由 "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组成,文学语言掌握在社会精英士大夫手中,自然是越 "雅"越好,士大夫十年寒窗,学的就是如何运用典雅的文言,这典雅的文言也就成为士大夫的专利,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由士大夫构成.报刊和旧平装书的问世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形态、创作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士大夫掌控文学的状况.它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近代语言和文学的变革①,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正是随着报刊和平装书的蓬勃发展而兴旺发达起来,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新型媒体正是中国近代传播媒介变革的领头羊.

  中国历史上除了报道官场升迁皇帝谕令的 "邸报",罕有其他报刊.中国第一份现代型期刊是由在马六甲的西方传教士创办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者米怜是英国早期对华传教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虽然他在 1822 年就去世了.1815 年 4 月,马礼逊、米怜带着中国最早一位新教传教士梁发和其他几位雕刻与印刷工人来到马六甲,建立学校,筹建英华书院和印刷所,以及创办杂志②.为了传教,1815 年 8 月,马礼逊和米怜一起创办了免费华人学校 "立义馆"; 同时创办了月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本杂志的名称来自英文,比较拗口.其实 "每月统记传"就是 "每月出版的杂志",也就是 "月刊"的意思.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中文杂志,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本中文杂志,预告了一种近代中文新型媒体的问世; 而且因为它有意面向中国社会的基层读者群,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精神.中国古代只有传播官方消息的 《邸报》,面向官员或和官场有关的成员,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适应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则不同,它是一种近代型的媒体,适应现代社会层次的读者.现在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1815 年问世,由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序言,从中可以看到这本杂志的办刊方针:

  无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当始神创造天地人万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养我们世人,故此善人无非敬畏神.但世上论神,多说错了,学者不可不察.因神在天上,而现着其荣,所以用一个天字指着神亦有之.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一种人全是,抑一种人全非,未之有也.似乎一所地方,未曾有各物皆顶好的,那处地方各物皆至臭的.论人论理,亦是一般.这处有人好歹智愚,那处亦然.所以要进学者,不可不察万有,后辨明其是非矣.总无未察而能审明之理.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富贵者之得闲多,而志若于道,无事则平日可以勤读书.乃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作工者多,而得闲少,志虽于道,但读不得多书,一次不过读数条.因此察世俗书之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盖甚奥之书者,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之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皆可也.成人的德,并非一日的事,乃日渐至极.太阳一出,未照普地,随升随照,成人德就如是也.又善书乃成人德之好方法也.

  此书乃每月初日传数篇的.人若是读了后,可以将每篇存留在家里,而俟一年尽了之日,把所传的凑成一卷,不致失书道理,方可流传下以益后人也.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基本上是由米怜主办的月刊,但是其编辑方针应该是米怜与马礼逊共同商量确定的.从作者主观的办刊方针看,面向最大多数读者是其基本宗旨.从这篇序言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办刊者强烈的平等意识.基督教强调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它的教义中就很注意人的平等意识,进入新教改革之后,这种平等意识又进一步得到加强. "马礼逊曾经在1827 年创刊的 《广州文摘》 上发表过一篇 《印刷自由论》,阐述天赋人权,强调所有人均得享有发表及印行自己意见的自由.政权无权减缩或干涉人们知识的沟通,除却最危险的罪犯以外,无一人所用的纸、笔、墨可被夺去.而印刷机者,可令人之心灵,虽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仍能交换思想,对有理性的人提供精神享受的贡献.而禁止书报的印行,即是侵犯天赋的人权."②这种办刊观念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的,它是从英国弥尔顿的论 "出版自由"思想发展过来的,所宣扬 "天赋人权"的理想已经具有启蒙意识.这个想法虽然发表於 1827 年,是在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之后,但是料想马礼逊和米怜当年,也正是本着这一设想创办杂志的.有一条材料也许可以作为旁证,米怜曾在 1819 年用英文撰写的 《基督教 ( 新教) 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一文中谈到他创办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宗旨: "最初设想这个小型出版物应将传播一般知识与宗教、道德知识结合起来,并包括当前公众事件的纪要,以期启迪思考与激发兴趣.其首要目标是宣传基督教; 其它方面的内容尽管被置于基督教的从属之下,但也不能忽视.知识和科学是宗教的婢女,而且也会成为美德的辅助者.要唤起一个民族已经沉睡的力量,不是件容易的任务; 两千多年来,这个民族的心理活力在单调乏味的束缚下被塑造得一成不变.若要有效的唤醒他们,需要所有各种适用的工具、各种各样有才能的工作者、供此项极其昂贵的道德事业运作的充足经费,以及好几个世代的光阴."①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确实具有唤起中国人的良知,激发他们的理性,推动中国政治变革,帮助中国人民挣脱封建奴役枷锁,改造中国社会的设想.而这种设想,与后来中国的启蒙学者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是一致的.过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往往从侵略的角度来看待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把它们与西方的殖民主义等同起来,看作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助手,甚至直接把这些刊物视为一种文化侵略; 忽视了他们也有传播现代文化,推动启蒙,改造中国社会,推行 "全球化"的一面.传教士主办的刊物除了传教,往往也传播西方现代的科学民主知识,这种启蒙行为固然有当年利玛窦利用科学技术吸引中国知识分子信教的一面,但是从米怜的宗旨中也显示了新教传教士有意推行启蒙,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落后文化的一面,西方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晚清近代启蒙中发挥作用,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往往就是由他们这一方面的动机决定的.从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 《万国公报》的启蒙传统就是在这一目的下形成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本中文杂志,每期篇幅为 6 到 7 页,按我们现在的标准应为 6 到7 张,一张两面.每期印 500 册,后来有所扩展,印到一千册,最高曾印到二千册.这是一本免费赠阅的刊物,由教会出资印行,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地传播,也曾经流入中国大陆.但是该刊的目标始终是对准华人.我们从其办刊方针中可以看到,该刊所要讲述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神理,也就是传播基督教的教理; 二是人道,讲述人应该怎样生活; 三是国俗,介绍西方国家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状况和民俗.该刊不主张用纯粹理论或枯燥的话语讲述,它要求这些内容的讲述应该有趣,吸引读者阅读.之所以需要这样,因为该杂志考虑的是要吸收 "上、中、下"三品的读者,这也意味着编者认为需要吸收更多的读者,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被视为主要读者群.为此产生了一些新的中文名词,如 "工作者",这个概念显然是从英文 "worker"直译过来的,它的用法,已经与今天普通话的 "工作者"用法差不多,后来就在汉语中扎下根来,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专用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其实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一笔,十分重要! 因为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写作者或办刊物者这么明确地把靠薪金收入的劳动者作为自己写作媒体的阅读对象,宣称自己是为他们写作,为他们办刊,为他们服务的.这是一种全新的一直到现代社会才有的文化观念,它完全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 "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预示了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预告了 "国民"的观念即将问世,也预告了写作的语言和文学形式由于读者发生了变化,而必然出现变革.

  这种做法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西方传教士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例子.为了适应 "工作者"的阅读需要,刊物所载文章和信息,必须短小精悍.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华人读者的接受,该刊在传播基督教教义时,往往会与儒家的理论对应,大量引用儒家的语录,以印证儒家与基督教并不矛盾,增强读者的亲近感.然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叙述时显然也碰到一些困难,那就是为了要适应广大的读者群体,杂志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语言? 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本语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语言道路---既不是士大夫用的文言,也不是白话小说中的古代白话,而是一种接近口语,掺杂文言而又含有外来词汇、语法的书面语言.它看上去像浅近文言,但是这种浅近文言已经非常接近于白话.我们或者可以说它是介于浅近文言和白话之间的一种书面语言,类似于 《三国演义》的语言.这种做法本身就意味着,在马礼逊和米怜看来,运用这种介于浅近文言和白话之间的书面语言,可以既适应有文化的人,也可适应贫穷的劳动者.我们试看一个例子:

  圣经之大意圣经之全意者,乃包有五件.今说与看官听.第一件,说止有一真活神,其乃自然而然,全能而原造天地万物至公而爱善恶恶,无所不知,而观我世人之各事者也.第二件,说神既为万万人之主,所以降下圣律教万人,不拘何国人,都知道所该念,该言,该行也.此律要万万人以心、言、行、尊畏神,而常行善义于他人也.第三件,说普天下未有不得罪神之人,上中下三等之人,或心,或讲,或为,都是有罪的,个个屡次犯过神之法律也.神乃至公,所以我们罪人该在今世受难致死,又该在来生受祸至永远,这是我们获罪于神之关系.第四件,说神乃恤怜之极,过爱我们世间人,因有免我们受永祸之意,所以遣耶稣救世者降世,教人,代我世人受难赎罪也.凡信耶稣者,不论何国之人,都可以获各罪之赦,并纳天上之永福.不肯信者,必定受罪也.信耶稣之道理者,一生该拜真活神,不可拜假神,该守人伦,不可犯分.该行善于人,不可踰义.该进诸德,不可任私意.该望向天上之真福,不可贪世间之虚乐也.第五件,说在死后必有报应之事,盖神乃公道故也.为善者,神将报之以福.此死后之福与生前之福大不同.生前之福不足满心,得一少二,死后之福乃能足心,而无愿不遂,此真福无穷于世世也.为恶者,神将报之以祸,此死后之祸与生前之祸亦大不同.生前之福乃暂时不长久的.死后之祸无变无尽于世世也.到世间之末日万死者必定复活,致善者得此真福,而恶者受此永祸也.

  需要注意的是: 它运用一种独特的近乎白话的浅近文言,不用典,不用艰深的汉字,其中又显然掺杂外来思想和语气,这是一种带有欧化色彩的浅近文言."说与看官听"、"者也"本是古代白话小说常用的语言标志,这是源自 "话本",后来用于 "拟话本"的专用名词,是古白话的专用术语,也被西方传教士用到这里,以图切合古白话的叙述习惯,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注意.运用这种语言固然是因为西方传教士的中文书面语知识结构,促使他们去摹仿古白话; 同时也是因为他们面向读者的需要.这时的编者已经从适合读者需要出发,不以士大夫为主要读者.这时的教会报刊往往是非营业性的,是教会向信徒或者准信徒们赠送的宣传品,所以办刊者用不着考虑如何适应市场,只需要考虑如何加大基督教的吸引力,鼓励更多的人成为信徒,帮助那些已经成为信徒的人加强信仰,因此文章论述非常通俗,便于普通老百姓理解.这种汉语的运用与编者考虑的办刊方针: 面向普通人,面向 "工作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之前是十分罕见的,它为后来的中文报刊提供了新的书面语言,可以说是后来 "报章体"文体的先导.后来的报章文章,在开始时也会运用 "看官"等白话小说词汇,早期 《申报》就有这样的例子,随着报章站稳了脚跟,读者熟悉了报章的文体,这些白话小说专有词汇也就逐渐从报章文体中消失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连载作品很多,此前中国古代作家多是写好作品后发表出版,报刊的问世提供了另一种写作方法,由于是在报刊上连载,作者可以把写作放在漫长的时段中进行.

  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作者在开始创作时,也许只有一个朦胧的设想,到最后写完作品时,也许都没有将整部作品完整的看过一遍.每一期作品的刊载,需要吸引读者看下去,追问下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读者的阅读过程也与作品的连载过程联系在一起,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段.这种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是与近代媒体连载文学的变革连在一起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最初还是运用雕版印刷,一直到 1818 年 10 月以后,马礼逊才在他的英华书院印刷所装备了一副中文铅字,可以用活字印刷.那是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第一批铅活字,挑选了一万枚送给他们.1921 年,米怜病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难以为继,终于停刊,一共延续七年,出了七卷.1823 年,马礼逊翻译的 《圣经》和 《英华字典》全部出版了,尤其是 《英华字典》,那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从 1815 年到 1823 年,足足花了 8 年时间才全部出齐.为了排印这部词典,"东印度公司和印刷所制造出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数量多达 10 万枚.那时还没有发明制造中文字模,没法大量生产汉文铅字.

  这第一批中文铅字是用古老的办法,一个一个的用刀刻在一枚枚预先制备好的铅合金或锡上的"①.它是第一部中英文合并排版的字典,解决了排版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因此它的排版印刷都是在欧洲现代技术的条件下进行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当时流行的手工业作坊性质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也就是说,这些物质文本的生产制作方式都是 "欧化"的,也是 "现代化"的.这种金属活字和机器印刷的生产方式,以及字典的与中国古代线装书完全不同的装帧印刷,成为中国近现代印刷工业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物质文本制作生产方式最初就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

  1816 年,伦敦教会派传教士麦都思到爪哇传教,筹建另一所印刷所.麦都思 1796 年出生于伦敦,年幼时曾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学习,14 岁就在印刷厂当学徒,熟悉印刷业务.1816 年他受伦敦会派遣到马六甲传教.他一面学习中文,一面与马礼逊、米怜一起从事印刷工作,成为米怜的重要助手.后来,马礼逊扩大传教点,麦都思独立负责一方的传教,与米怜分开,定居在巴达维亚 ( 即今天的雅加达) ,创立学校,创办印刷所,建立出版机构,大大推动了在印尼华侨中的传教活动,并且与马六甲、新加坡的教会印刷所一起,成为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中文印刷的三大基地.1822 年米怜去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后,1823 年麦都思创办的 《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在巴达维亚出版,在序言中,麦都思宣布他就是要继承米怜的办刊事业,"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②,走的仍然是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办刊路子,用的是类似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语言.只是 《特选撮要每月记传》的办刊时间更短,1826 年就停掉了,其影响也不如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无论是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是 《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这时的办刊者其实都已经感觉到运用浅近文言同他们预想的贫穷工作者读者群之间文本与受众的矛盾,他们在写作和编辑中不断地降低浅近文言的文言程度,并且努力准备各种不同文化层次的语言文本,以适应当时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文化需要,特别是运用类似于章回小说的古代白话体,这或许也是后来郭士立创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更多运用古白话来叙述的原因.

  作为西方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文化发展上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马礼逊曾经千方百计要在广州创办基督教传教的杂志,都没有成功; 但是郭士立不知用什么办法,竟然做到了.1830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家中文杂志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基本上是沿袭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路子,篇幅不大,语言以浅近文言为主,夹杂古代白话.《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主编米怜署名 "博爱者纂",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主编郭士立署名 "爱汉者纂",显示了二者的承继关系.但是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相对于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内容上已经不再把传播宗教作为主要内容,而是把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置于比传播宗教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或许也是因为该杂志要在广州出版,不得不适应清朝政府的有关规定,避免激怒广州的地方当局.郭士立关于该杂志的创办,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有一个交待: "本月刊现由广州与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辞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 '蛮夷'; 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③根据这一宗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设置了专栏,分类编纂文章,开始分为序、东西史记和合、地理、新闻,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天文、煞语、市价、文艺、科技等专栏.这种编撰方法大大扩展了杂志的内容,对后来的中文报刊杂志影响很大.此外,该刊也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大量知识,在中国读者对西方世界还不甚了然的情况下,这对于促进当时读者对西方的了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来看,它的文化交流意义要超过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来魏源编撰 《海国图志》时,大量采用了它的材料,证明了这份杂志在当时对于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性.魏源介绍的西方资料和 《海国图志》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日本了解西方的重要读物.对推动日本的 "明治维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意味着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于东亚了解西方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郭士立在语言上有一个尝试,他将中国用于小说叙述的古代白话文进一步运用到新闻的叙述中来,如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所述:

  在广州府有两个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陈,两人皆好学,尽理行义,因极相契好,每每于工夫之暇,不是你寻我,就是我寻你.且陈相公与西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人的规矩.因往来惯了,情意浃洽,全无一点客套,虽人笑他,却殊觉笑差了,不打紧.忽一日,来见王相公说道: "小弟近日偶然听闻外国的人,纂辑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莫胜欢乐.

  这个语言比起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所用的浅近文言要通俗得多,但是它主要不是当时的口语,而是古白话的书面语,如 "笑差了,不打紧",其实是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语言,它一度可能是口语,这时已经不是当时的口语,而是书面语.中国古代的白话文一般不会运用到新闻叙述上,在叙事作品中,它通常运用于小说.现在它被运用到新闻叙述之中,这不仅大大扩大了新闻的影响,促进了新闻的传播,帮助下层社会成员了解新闻; 同时它也扩大了古白话的运用范围,扩充了古白话的运用能力和适应范围.王韬在香港办 《循环日报》时,借鉴了西方传教士办的报刊所用的受到 "欧化"影响的浅近文言和白话,后来问世的 《申报》,在它的早期报道新闻时,也常常会运用类似古代白话文的语言叙述新闻.早期西方传教士办的报刊,所用的白话和浅近文言后来在中国人所办的中文报刊中进一步发展为最早的 "报章体".

  在西方传教士中,郭士立是其传教活动与政治、殖民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个.从 1831 年到1833 年,郭士立受东印度公司之托,三次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考察.1832 年,郭士立随英商船"阿美士德"号顺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勘探,寻求新的通商地点.他们到达上海,躲在黄浦江复兴岛的芦苇荡里,偷偷清点黄浦江内的来往船只.他们发现上海一周内有 400 多艘从 100 到 400吨位的大小船只入港,这些船只大多数来自中国北部的天津和奉天等地,装载着那些地方出产的面粉和大豆; 还有大量的福建船只涌入上海,平均每天计 30 到 40 艘,其中也有来自台湾、广州以及越南、暹罗和琉球的船只.后来他们认为: 如果这个计算可以代表全年货运量的话,它并不亚于欧洲的主要港口,这意味着上海已经是世界主要港口之一了.上海享有中国南北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②.由此,上海被列入英国要求的首批通商口岸之一.

  这次考察,郭士立还作为密探混入吴淞口炮台,调查炮台上清军大炮的状况,他发现清军不懂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都依赖壁垒和围墙的厚度", "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差,点火口太宽,制造不合比例".以至于郭士立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到这里来,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③郭士立的报告引起英国当局的强烈兴趣,对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当局对中国可以作为殖民地的了解,起了促进作用.郭士立也参与了英军进攻中国的鸦片战争,并且一直在鸦片战争中鼓吹以武力进攻中国,英军占领宁波、舟山之后,郭士立曾经一度被任命为舟山的民政官,直接指挥屠杀中国百姓.英军攻打上海时,郭士立凭借他对上海的熟悉,为英军充当向导,协助英军指挥作战.在讨论签订中英 《南京条约》时,郭士立作为英国最高谈判代表璞鼎查的翻译,常常直接与中国官员谈判,讨价还价.他已经直接成为英军侵略中国的成员,他的这种积极介入政治的态度即使在西方传教士中也是属于比较极端的.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严厉对待在华传教士的做法,使得在华传教士在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对英国当局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都是持支持态度.不仅是新教如郭士立之流,天主教当时也是如此.1842 年 2 月 14 日,由一个在澳门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在给另一个传教士的信中写道:

  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着一座陷落.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 "洋人莫入"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士,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

  时候已经来到,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

  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的狂喜,借助于战争和侵略,基督教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实现了他们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愿望.在整个中国的近代社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自由传教,一直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这说来也是迫不得已: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在许多地方由于文化的隔阂,造成许多误解.如传教士收养孤儿是为了用孩子的眼睛做药,就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不仅在鲁迅的杂文中有记载,而且因为这个谣传确实激起过天津教案等教案.中国民间社会当时歧视西方传教士,包括他们的中国信徒.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洋人被叫做 "洋毛子",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信徒被叫做 "二毛子",义和团不仅杀 "洋毛子",也杀 "二毛子".西方传教士为了维护基督教的信仰,维护教徒的生命安全,就必须借助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逼迫清朝政府保护教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教民由于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成为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信教的中国人鱼龙混杂,有的就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近代无数教案的记载,《广陵潮》、《死水微澜》等近代小说的描绘,都叙述了在当时中国确实存在着一种教民的特权,于是便有一些中国人并不是因为真正信仰基督而入教受洗,而是为了享受这种教民的特权,入教之后为非作歹.结果当时一些教民在西方传教士的庇护下,成为欺压当地人民的一股势力.而民间因为不能忍受教民的欺压,自发组织反抗,也就有了它存在的合理性.中国近代社会错综复杂的斗争状况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因而也就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基督教传教的误解.也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尽管认同西方传教士对民主和科学的介绍,却不愿承认西方传教士对启蒙,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曾经从 "全球化"的角度描绘过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下的中国: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离奇的悲剧题材.

  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也是一场资本主义新文明与封建专制主义旧文明的较量.在这场斗争中,平英团、义和团的拳民是英勇的,但是他们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其客观效果却是维护和延续了清朝政府在中国的封建统治; 西方传教士是站在西方殖民统治一边的,但是其客观效果却是输入了新的西方文化,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新文明,促进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解体.历史的发展之不能用道德评价,由此得到了例证.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随着租界的建立,原来在马六甲的传教士基地搬到上海,继承马礼逊和米怜事业的麦都思在上海创立了新型出版社---墨海书馆,王韬在他的笔记 《瀛壖杂志》中记载了他第一次看到墨海书馆机器印刷时的惊叹.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份杂志 《六合丛谈》,在此之前香港出版了杂志 《遐迩贯珍》,接着又有 《中外新报》、 《中西闻见录》等杂志出版,他们大都与西方传教士有关.西方传教士的出版机构和傅兰雅主持的江南制造局译书处出版了大批翻译的西方书籍,介绍世界地理,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社会,天文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它们不同于中国人所写的介绍西方见闻的书籍,它们真正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帮助中国人适应全球化、世界化的需要.

  在所有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杂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万国公报》,这是中国近代影响极大的一份杂志,中国的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很少有人没有看过这份杂志.不过这是一份文言文的杂志,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它是一份关注中国当时政治社会格局的重要杂志,发表了许多西方传教士的长篇论文,中国报刊大量登载长篇论文,《万国公报》是代表性杂志.尽管它们是文言写就的,但是对于后来的白话长篇论文的形式问世,还是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万国公报》在近代的贡献,已有许多论文着作论述过,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在新型的报刊媒体中,时间的记录是一个是否 "欧化"、"全球化"的标志,显示了新型的时间观念.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皇帝的年号,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建立还是一个老皇帝的去世以及新皇帝即位,确定年号都是头等大事.因此,中国出版物的纪年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有时甚至能决定出版物是否被政府容忍,如果采用被政府认为是错误的纪年,会被政府认为是非法出版物而遭到取缔.虽然是在南洋出版,可能考虑到在大陆流传的问题,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时,非常谨慎地采用了中国的皇帝年号和农历的组合,如嘉庆己亥年,而完全没有采用当时在西方已经普遍使用,也是教会一直使用的公历.其后麦都思和郭士立所办的杂志基本上都沿袭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做法.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香港建立了殖民地,在香港创办的杂志 《遐迩贯珍》,才开始运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而且不用农历陪衬.《遐迩贯珍》能够这样做,很可能就是因为它在香港的关系,那里由英国人管理,不会弄出麻烦.在它之后出版的《六合丛谈》,尽管是在上海租界问世,采用的也是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做法.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租界在上海的独立性已经无可置疑,公元纪年和清朝年号加农历纪年并用,以公元纪年为主的格式在教会出版物中开始普遍化.因此,中文报刊最早的公元纪年是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其后才有了 《申报》等中文报刊运用公元纪年,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时间观念的 "欧化",也是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到五四之后还有袁寒云等人跳出来反对新文学报刊采用公元纪年,可见这个问题在中国文人的时间观念之中纠结之深.公元纪年也算欧化白话文新文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其实是西方传教士最先采用的.

  在传教士创办的报刊等新型媒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向读者提供新型的空间观念.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是 "天下",中国处在 "天下"的中间,是 "天下"最重要的国家,; 所以中国的皇帝是 "天子",中国之外的人群和国家都是落后的 "夷狄".这种创造中国皇帝存在的合法性,维护中国大一统的 "天下"空间观念延续了两千年,一直延续到晚清.正是出于这样的空间观念,中国人瞧不起外国人,保持着夜郎自大的心态,甚至在近代已经被外国人打败之后,仍然认为,外国人只是技术高明,能够生产厉害的火器,在文化上比中国落后很多.这种心态显然不适合 "全球化"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教义,成为基督徒.所以,向中国读者输入新型的空间观念,把真实存在的 "世界"、"地球"的空间观念介绍给中国读者,成为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宣传的内容.从米怜创办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马礼逊就创作了小说《西游地球闻见略说》,引进了 "地球"的概念,介绍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各国的实际状况.

  从马礼逊开始,西方传教士在他们的报刊中不断传播现代地理知识,也不断报道当下的世界各国新闻,从而改变了中国读者传统的 "天下"空间观念,也纠正了他们对外国人的偏见.在他们之后创办的中文现代媒体,继续了他们的这一做法.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 改变中国人延续千年的古老的空间观念,使之进入现代的空间观念,是从近代西方传教士开始的.

  中国原来的书籍刻印都是从上而下的竖排,而且行与行之间的递进,是从右往左排列的,现在的繁体字本印刷的古籍,还保留了这种版式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书写用毛笔,它比较适合从上往下的书写.而从左往右的横排,适合用硬笔书写的字母,所以它成为欧美各国书籍印刷的特点.中国后来的书籍印刷也出现了欧美各国采用的从左往右式,它最早也与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有关.中国最早的汉字拼音文本是 19 世纪产生的各种方言的 《圣经》,在厦门,拼音 《圣经》曾经卖掉四万多部,它们像欧美书籍一样,主要是从左往右横排的.汉语拼音的成功运用甚至产生了完全用罗马字母拼音构成的方言报纸,这是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小报.西方传教士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给中国学者打开了思路,启发了他们,1892 年,卢戅章的 《一目了然初阶 〈中国切音新字厦门腔〉》在厦门出版,只要联系西方传教士的注音活动就不难看出,中国人自己想到用字母为汉字注音是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厦门是西方传教士开展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活动的重点地区,注音主要面对的就是厦门方言.《一目了然初阶》也是厦门方言注音,它在厦门出版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西方传教士为汉字注音的基础之上.卢戅章就住在厦门,熟悉西方传教士在厦门的罗马字母注音,他在 1878 年又成为西方传教士马约翰的助手,自己就在传教士指导下进行过用罗马字母注音的实践.《一目了然初阶》采用西方 "左起横行"的形式书写,这也许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横排的汉字书.此后,中国的书籍报刊也逐渐走向由左往右的横排,与世界的出版物接轨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现代媒体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与古代媒体的变化,其实是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媒体开始发端的.它们在思想观念、文本制作、传播方式、文学形式、读者对象和语言等方面都改变了古代媒体的形态,开创了中文媒体和文学的近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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