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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实践遇到的问题及其举措

时间:2016-06-20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1001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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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研究 
【第一章】科学发展观归入党的指导思想的历程探究绪论 
【第二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3.1】初步实践遇到的问题及其举措 
【3.2】初步实践的主要进展 
【4.1  4.2】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新问题及其举措 
【4.3】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进展 
【第五章】科学发展观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六章】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程的几点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过程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3 科学发展观的初步实践

  科学发展观的产生源自实践的需要,它的发展成熟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本文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落实情况,把它的实践环节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初步实践阶段和深入实践阶段。从时间上来看,初步实践大致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到十七大召开前截止;深入实践阶段是指从党的十七大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这一期间。

  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和实践都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实际需要的,即传统的以及历史上的发展观已经不能够指导当今经济社会实现良性的发展。但是,新产生的科学发展观与传统的发展观又有着必然的联系和区别。

  从两者的联系来看,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近代以来的发展观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最后是科学发展观。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最具科学性,而且理论最为完善的一种发展理念。当然这都建立在对以前既有的发展理念进行吸收借鉴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之上。包括将以“社会为本”的理念进一步上升为“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盲目追求物质发展,上升为注意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的新理念;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吸收借鉴,并进一步提升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

  从两者的区别来看,科学发展观更具科学性。传统的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目的,在于追求物质的丰富与发展,忽略人的价值。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生活与实践,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落脚点,坚持了发展的本质要求。传统的发展观,肆意盲目索取,无节制的发展,不仅加大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也损害了子孙后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则是强调协调发展,适度开发资源,努力缓解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一些生态、环保的理念的吸收,更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3.1 初步实践遇到的问题及其举措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两极分化严重、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三农”问题、民生问题、政府职能转化等问题层出不穷。传统的、旧有的发展观念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新提出的理念,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需要一个熟识的过程。虽然,在它提出的初始阶段就已经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初步实践阶段的科学发展观主要应对的是以下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城乡、地区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旧政绩观的问题。

  3.1.1 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及其举措

  首先,是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源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提高,导致了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历史难题,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也没有作为工作的重点环节。但是,步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成为了我国所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整个社会也掀起了关于“公平与效率,何者为先”的大讨论。

  一种为矛盾说,认为二者之间根本对立,不可兼得,必须两者相较取其一。还有一种兼容论,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关系,不需要借助外力,两者便可协调发展。最后一种观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之一,认为两者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公平与效率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可以实现统一的,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冲突,而这些冲突是需要主动协调的,而且是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消除的。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旧有的发展理念仍然发挥作用,无法让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 的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因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理念并没有得到提升,仍然过于追求“GDP”数字的增长。这也导致在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效率与公平很难保持平衡关系,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再加上,对比同时期的他国经验,我们也会发现: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甚至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动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过分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对个人收入调节的比重,就会很大程度扼杀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保持经济的绝对增长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加加重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也就是政策性导向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党最早是在 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十三大上,提出的“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观点,由此开启了我国平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针对旧有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我国社会而言,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演进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以效率为前提阶段、兼顾效率与公平阶段、更加注重公平阶段。起始阶段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以效率为前提,党的十三大也正式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提法。第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兼顾效率和公平,1992 年党的十四大强调了“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方法,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一段时间内被广泛接受。第三阶段,更加注重公平的提法是在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在 200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要把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当然,这第三阶段是在科学发展观产生之后的新举措,因而有别于前两个阶段。

  从我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伴随着我国社会的逐步转型,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效率与公平之间矛盾的产生和激化都源自旧有发展观的政策性影响,科学发展观作为承前启后的新的科学理念,理应消除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特别是 2000 年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当年的基尼系数已达 0.4,到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警戒线。党的十七大以前我国最后一次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是 2004 年的 0.465,这说明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合理,如何进一步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

  其次,要探讨的是针对日益严峻的效率与公平关系失衡问题的举措。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战略与机遇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情、世情、党情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清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再结合国内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国际经验制定符合本国需要的收入分配政策,才是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据马克思实践与认识关系原理来看,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引作用,认识的提高是实践发展的前提。由此,出台科学合理的政策,对于指导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上存在的效率与公平矛盾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中共十六大以及后来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指出,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阶段,在此期间,我党针对分配问题也提出了一个过渡性质的新的分配原则。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之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20]

  此外,十六大报告还强调“规范分配秩序, 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1]

  具体来看,党和国家采取了重大举措对包括收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社会公平。在调节收入领域,各级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新的分配政策。当然在实际的实行中,东部发达地区贯彻的是最新的分配政策,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实际上是仍然坚持原有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为核心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诸多领域,国家通过加大财政支出,来保障低收入群体享受最基本的权利。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总结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强调: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还强调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22]

  至此我党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原则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所以要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特别强调“注重社会公平”以至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中央文件。从具体实践来看,这一决定的施行,提高了全党领导干部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认识。在该决定的指引下,各级政府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的的民生事业的顺利进行。社会实践也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出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已经超过了经济发展本身。某些示范先行地区甚至是出现了以下现象:子女享受免费教育;父母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资农、惠农、扶农政策坚决落实,整个社会初步呈现出和谐稳定的局面。

  3.1.2 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及其举措

  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社会建设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经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虽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识。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所接触和了解的除了经济建设就是文化建设了,也被广泛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社会建设的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而且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还不为人民所熟识。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最早见诸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的有关阐述。

  关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问题。该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是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难题,而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问题无疑使这一难题更加复杂化。首先从社会建设本身来看,我国的传统发展理念缺乏社会建设的经验,最主要的表现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教育机会不均等、住房困难、就业压力加大、社区建设滞后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发展严重不同步的现象日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便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社会建设直到党的十六大才被正式提出,虽然它与经济建设联系紧密,但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与经济建设并不是亦步亦趋的,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才能够实现的。

  学者们普遍指出社会建设的产生源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体制转轨期和社会转型期的必然要求。它产生的背景是基于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指出“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23]

  他还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工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4]

  这里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但是他涵盖了社会建设的大部分内容,并且深刻阐释了协调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的方法。“社会建设”的概念最早见诸于 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这是它首次被明确表述为“社会建设”.2007 年党的十七大正是基于这个基础之上正式提出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所以提出社会建设的推进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在政治上与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持续协调发展相统一,更重要的是,社会建设将日益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依亦是如此,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努力加强社会建设逐渐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便成为新时代中国各领域的工作重点,特别是经济改革成为了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阶段性选择。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的提出,推进社会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抉择。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认识,并开始着力于经济建设的推进与社会政策的相应改革。所有这些,进一步反映出了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严重不足,需要尽快进行社会改革。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努力协调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党中央在采纳部分学者建议的基础之上,制定了针对性政策和方针。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理念逐步为各级领导干部所认可和接受,社会建设的步伐得以加快。从总体上来看,中央明确把社会建设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从关注民生、注重社会公平、优化社会结构、重视社会组织建设等领域来加强社会建设[25]

  具体来看,“首先,中央要求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民生。在 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以法律手段,保障义务教育的义务实施和免费实施,保障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将学有所教、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作为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就对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此外,十六大报告还对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了具体规定。而党的十七大,更是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中央要求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扭转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以及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之一。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做出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公平。十七大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作为着力推进社会建设的重点。“第三,中央要求进一步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努力促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基本消除绝对贫困阶层。此举措在于通过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来优化社会结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包括政党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等的和谐。此举在于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和睦。”第四,中央要求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建设,提升社会管理的水平。我党在2006 年 10 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明确要求努力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强调要特别重视组织建设和管理。此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来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转。“[26]

  3.1.3 处理城乡、地区关系及其举措

  改革开放至今 30 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着成就。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应忽略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东西部差距明显,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掣肘。为此,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在其具体内涵 ”五个统筹“中特别强调了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在初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成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题之一。

  关于城乡和区域差异的现状及带来的不利影响问题分析。从我国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大问题进一步凸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具体来看,旧有发展观指引下的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大现象的主要表现。根据调查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两大差距不仅经历了较为反复的扩大和缩小的循环历程,而且还表现为绝对差距的不断扩大。就城乡差异来看,改革开放初期,1978 年我国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 2.57 倍,绝对差距为 210 元每人;到了 2010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 3.23 倍,绝对收入差距也到了 1319 元。从区域差异来看,1978 年我国东北和东部地区的人均 GDP 是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差距是 1.80 倍,绝对差距值是 217 元/人。到了 2009 年,东北和东部地区人均 GDP 与中西部的差距达到了2.05 倍,绝对差距值是 19993 元/人。与同期世界各国相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都属于相对严重的行列,而且我国的这一差异过大的趋势还在继续。

  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大的趋势对我国现实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正在凸显,国家和学者都在关注这一问题。首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有学者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和犯罪率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性,即收入差距每扩大 1 个百分点,全国犯罪率将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次,不利于社会福利、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收入差距问题,不利于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甚至导致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出现下滑趋势。而社会的公平正义本身就要求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的均衡化,因此收入分配不均,必将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形成。第三,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因为收入差距直接导致的是绝大多数人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减少了社会总需求的量,进而影响了内需的扩大,最终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收入差距过大还会降低绝大多数就业者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增加了管理和监督成本。总之,现存的两大差距问题,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27]

  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的举措。党和国家在本世纪之初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扭转城乡和区域差异逐年扩大的趋势。中央做出了以下要求,作为协调区域和城乡发展的举措:

  首先,中央开展了范围较广的扶贫工作,制定了”八七“扶贫计划,确定了592 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中指出,我国的扶贫工作的特点是突出重点、财政保障、广泛的社会参与。”八七“扶贫计划是国务院制定的针对全国扶贫工作的纲领,计划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 8000 万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力争在 7 年内达成这一目标。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区纷纷集中物力、人力和财力,动员和团结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在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援下,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到 2000 年底,便基本达成了”八七“计划的目标。将绝对贫困人口的数目由 2.5 亿减少到 3000万左右;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设施;明显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涉及贫困人口的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基本实现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此项扶贫计划仍然在继续,指导消除所有贫困人口,才是计划的终点。

  其次,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国家在 2002 年还为此启动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并成为”三条保障线“.”三条保障线“最早是 1999 年由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工作的通知》中做出的规定。它的救济对象集中于城市的下岗职工,从实际享受三条保障线的人员构成来看,主要是下岗失业、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中的生活困难者。

  第三,中央要求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中,促进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缩小城乡差距。针对城乡差异过大的问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告》中进一步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在制定的新政策中指出要深化户籍、就业和土地等体制机制的改革;同时加大财政向”三农“倾斜的力度;此外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第四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四,中央要求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针对日趋严重的区域差异过大的趋势,党和国家实施了不少战略决策和重大方针。1999 年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2003 年中央又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略,通过政策性偏向,来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崛起。伴随着这两大战略的实施及其收到的显着成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来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1.4 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及其举措

  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首先要明晰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又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传统经济发展的非持续性及社会的发展需要持续性。具体来看,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求得生存,因而发展经济只是一种手段和举措。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只是单纯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新世界新阶段,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问题造成的压力。为了满足当代人及后代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可持续发展概念被广泛接受。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发展模式。

  从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从统计的资料显示,2004 年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 2254.9 万吨,比 2000 年增加 15%;针对全国七大水系的水质进行抽样监测,均受到不同层度的污染,基本没有能够直接饮用的水源存在;城市空气污染质量普遍较重;甚至是噪声污染都影响了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其次是生态环境也呈现出逐步恶化的趋势:从当前我国统计的数据来看,水土流失的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 38%,并且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土地荒漠化面积也在迅速扩展,已达 262 万平方千米;深林覆盖率并没有随着植树造林运动而有所提高,人均森林面积位居世界倒数行列;草地退化、土地沙化、盐碱化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生物多样性锐减、水生态系统失衡等现象大量存在。

  第三是入世后我国的生态保护遇到了新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拥有了更广阔的市场,享受了更多的权利,与此同时需要履行更多的任务。特别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应对 WTO 的一些绿色条款,需要国内企业提高环保意识,加大环保投入。同时政府建立和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持续改善环境行为,以督促国内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举措,党和国家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总体布局来看,2006 年全国两会期间特别策划了关于”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进的途径“专题。其后,国务院发布《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分析了我国当前研究的环境压力形势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 5 到 15 年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进行了规划和部署。具体来看,”针对工业污染的防治工作:中央要求强化对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消减,努力促成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全面达标,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针对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央要求必须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努力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在促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快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特别是城市中存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状况,实现大部分城市环境质量的明显提升。

  ”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工作:中央要求要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着力治理农村的生活、生产污染,把改善农民生活的环境质量作为农村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工作:中央要求要统筹江河湖海的污染防治工作,以防治陆源污染为工作重心。还特别提出了包括碧海行动计划在内的多向方案,着重对近岸海域水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当前阶段,初步遏制海洋生态破坏的趋势成为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目标,努力控制海洋污染造成损害的速度和范围成为工作的重要环节。

  ”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央要求地方开展全面的生态环境本地调查,以构建覆盖全国的生态环境功能区划,通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强度,来减少人为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中央还特别指出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在于加强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

  “针对核安全和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的工作:中央要求要加强对核设施安全的监督工作,特别是严格建造过程和和承压活动的安监工作。严格核材料的管制,以及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工作,开展退役核设施安全处理的政策和技术研究。

  ”针对协调两者的关系:中央要求坚决发展循环型经济,大力推进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针对我国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中央倡导建设集约型社会,提高资源利用率,鼓励企业采用更高节能标准,倡导企业革新技术等。政府还应抓紧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服务业和低碳节能产业的比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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