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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意义、成就及推进策略

时间:2020-03-26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蒋俊杰 本文字数:11766字

  摘    要: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开放高水平推进,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对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突出政府职能转变的主线,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加快。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新部署,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要在价值取向、组织结构、职责体系、运行过程、技术支持、法治保障等层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深入改革。

  关键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治理;

  Abstract: New situations and changes such as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rapid progress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profound change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quality promotion of a new round of opening-up raise further demanding requirements in deepening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and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ince the 18 th Party Congress,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in our country has advanced in depth, highlighting the theme of governmen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steadily promoting super-ministry system, profoundly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delegation, regulation, and service”,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to make decision-making more scientific, democratic, and legitimat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arrangements made by the Deci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 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mnidirectional and systematic reform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such dimensions of value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perational process,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legal security to deepen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and promo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word: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governance;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作出了新的部署,为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也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1.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国际经济秩序乃至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新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需求不足等深层次的问题尚未解决。美国和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开始出现变化,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缩减,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再次出现并不断升级,对仍处于恢复期的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已经演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的政策,对中国进行战略上的打压和防范,纵容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围堵,试图打乱中国发展的节奏。在此复杂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为贸易之争和科技之争,更表现为深层次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政府治理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改革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制定和落实各项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对我国从容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倒逼。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1]推进制度型开放就是要在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层面与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接轨,建立公平、透明、规范的现代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政府治理方式,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中国越是融入经济全球化,越是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就越需要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为基础,以法治化、市场化手段推进深层次、宽领域、高水平开放。[2]就政府治理而言,制度型开放必然要求我国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接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并对原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和监管方式进行改革创新。例如,在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进程中,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举措,在外商投资领域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新模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将撬动我国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政府的事前审批减少,监管重心后移,能否设计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决定了新一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开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意义、成就及推进策略
 

  3.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政府治理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支撑。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必须坚决摒弃GDP挂帅的思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需求结构调整和产能过剩的矛盾,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困难,去产能和去杠杆难度大,金融风险集聚,一些地区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重,人民群众生活存在许多实际困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一定程度上都与我国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息息相关。推动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体系将发生重构,工作重心将发生转移。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也将重塑,更加注重就业创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指标,以构建一个科学的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4]419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迫切要求政府在治理理念、行为方式、工作流程和权力运行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4.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界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这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和新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改变,而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的总体要求,对政府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和新要求。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从“物质文化需要”上升到“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群众的需要变得更为复杂多元,它不仅是一种动态的增量需求,同时还是人民群众对物质、精神和权利等方面的综合性需求。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在继续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解决好发展在区域间、城乡间、不同群体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除此之外,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拓宽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和参与决策的渠道,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5.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强劲赋能。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政府的决策模式、政务服务和监管方式。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已经渗透并应用到我国的各行各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各级政府的政务服务方式。例如,我国各地方政府加快流程再造和数据共享,聚焦企业和人民群众办事中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深度整合部门办事事项,打造移动政务服务App,实现政务服务“掌上通”。对于大数据,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3V定义,即认为大数据需满足3个特点: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和高速性(Velocity)。IDC认为大数据还应当具有价值性(Value)。[6]通过大数据分析,政府可以精准发现各类社会问题,预测社会发展态势,有效避免公共决策的模糊化和随意性,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人民群众有迫切需求的领域,这将极大地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等特点,为解决信任成本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必将改变传统的行政监管模式和政务服务方式。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中对行政体制和机构设置进行了八次重大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高度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政府流程和创新监管方式,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治理基础。

  1. 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

  大部门体制改革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改革思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及大部制,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7]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5]大部门体制改革就是对职能相近、业务趋同、权责交叉的部门或事项,进行重新整合、流程再造,由一个相对集中的部门统一管理,以有效解决职责错位和交叉、部门推诿扯皮、行政效能低下等问题。例如,2013年国务院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卫生部的职责、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同时,将人口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不再保留卫生部、人口计生委。[8]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政府职能的变化,我国还适时增设或调整政府机构。例如,201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新增了应急管理部、退役军人事务部,撤销环境保护部组建生态环境部,撤销农业部组建农业农村部等。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新设立的应急管理部整合了公安部的消防、林业局的森林防火、农业部的草原防火、水利部的防汛等多个部门的职能,以破解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管理困境。

  2.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系统工程,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放”就是简政放权。当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时期,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政府就要简政放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在简政放权中,我国各级政府抓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当头炮”和“先手棋”,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2013年,国务院就提出了要把全国共计1.8万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中央层面的1700多项、地方层面的1.7万项,减掉三分之一的改革任务。[9]截至2019年10月,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超过40%,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压减1/3以上,取消、减征、减免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超过1000项,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等事项办理时间压缩50%以上。[10]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我国政府积极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市场主体确立“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行政理念。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各地政府推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变“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缓解市场主体办证难问题,为高效快速办理企业扫清制度性障碍。

  “管”是指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只有事中事后管得更好,才能放得更开,否则政府管理就会出现监管缺位和监管漏洞。上海浦东新区于2013年底率先探索监管体制改革,整合工商、质检、食药监等职责,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地方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后又将物价监管等职能合并进来。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组建市场监管总局。在监管方式创新上,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破解市场主体的“井喷式”增长和原有监管方式落后、执法力量不足的矛盾。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建设本辖区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将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使得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服”是指优化政务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近年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善政务服务方式,创造性地对政务服务流程进行再造,提高办事效率,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和企业办事。例如,浙江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江苏实行的“不见面审批”,上海探索的“一网通办”。上海对原有的各部门政务服务事项进行整合,统一前台服务,优化后台流程,形成高效便捷的网上办理平台,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实现“让政务服务像网购一样方便”的目标。

  随着我国“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大幅度上升。201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位居第78位。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则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已从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提升32位,首次进入世界前50位。[11]2019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由于大力推进各项改革议程,中国已连续两年入列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个经济体,在满分100分中得分77.9分,比上年提高4.26分;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比上年提升15位。[12]

  3.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加快。

  决策科学化是指通过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成本收益分析和专业知识,遵循经济社会客观发展规律,对决策进行理性分析,确保决策的可行性。在推进决策科学化过程中,党中央特别重视智库建设,积极发挥智库在决策咨询中的作用,智库已成为中国决策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以及社会”等各类智库协调发展的目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吸纳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

  决策民主化是通过搭建多元利益主体的对话平台,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寻求最大公约数,以获得社会大多数人认可和支持的过程。决策民主化的前提是实行政务公开,增强政府治理的透明度。2018年3月,国务院在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把公开透明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制度,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2019年,国务院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次修订着力于优化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完善公开程序,在政务公开中,积极发挥信息化的推动作用,倡导各类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政府协商明确列为一种协商渠道,指出要围绕有效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目标,进一步加强政府协商,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

  决策法治化是指在法定程序内开展决策,并对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决策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13]201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全面梳理现有的行政职权并加以清理和调整,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对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15年1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2019年5月8日公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如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这些制度创新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行政决策中随意性和“一言堂”等问题。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1. 价值取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把这一思想贯穿到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4]《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5]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确立了一个新的坐标。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精准对接和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建设服务型政府,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体现到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治理过程之中,做到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机构职能体系要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行政运行过程要更加透明、优化、协同,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各级政府要以为民、便民、利民为目标,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组织结构:科学设置政府机构,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行政组织结构是行政组织各部门和层级之间的组合方式和分工协作,表现为横向的部门间关系、平行的政府间关系和纵向的政府层级关系。在行政管理中,科学合理的行政组织结构是完成行政组织目标、提高行政效率的组织基础。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推进国家机构职能的优化、协同和高效,运用大部门体制的思路对机构和职能进行优化组合,将职能相近的机构进行必要的合并或者合署办公,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在此基础上,《决定》再次明确指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使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15]在纵向结构层面,《决定》对行政区划设置作出新的部署,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15]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凸显,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我国有的中心城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和整合,有的中心城市撤县(县级市)设区,并对原有的市辖区进行调整。比如,2016年7月,上海撤销崇明县设崇明区;2018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

  3. 职责体系: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没有统一方案的现实难点问题。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16]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我国逐步深化了对市场作用以及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既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对政府的职能定位指明了方向,指出要“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在宏观调控方面,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在市场监管方面,要“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加强违法惩戒”;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15]

  《决定》指出,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15]行政体制改革要继续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在对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将其逐步拓展到内资投入准入领域,确立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新理念。同时,建立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确定“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新理念。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管理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必然会对原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政府管理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冲击,这也迫切要求政府深化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政务服务。为此,各级政府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必须加大信息共享力度,组建集中统一的信息共享机制,为监管模式创新、建立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网络体系扫清体制机制障碍。

  针对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关系,《决定》指出,“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15]

  4. 运行过程:优化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体制。

  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体制是国家行政体制有机统一的整体。[16]行政决策在行政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一步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全过程,严格履行决策的法定程序,增强公众参与决策的实效,提高专家参与决策咨询的质量,防范决策中的各种风险。行政执行是行政决策在各层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中的落实过程。《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15]为此,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执行的实施、评价、问责等机制;着力解决政策执行的“最先一公里”问题;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干部的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决策、执行、监督等行政活动都要通过行政组织来实施,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在行政组织中“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15]行政监督是确保行政执行不偏离行政决策目标的根本保证,确保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规范、透明地行使权力。要加强和改进督查工作,积极推行“互联网+督查”,突破“中梗阻”,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16]

  5. 技术赋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快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极限,并不断渗透到政府治理的过程中。近年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我国政府治理深度融合,不断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大趋势不仅使现代化、智能化、便捷化的政府管理应用场景遍地开花,也为传统决策从模糊到精准、监管模式从拉网式到大数据信用监管等颠覆性变革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撑。例如,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双随机、一公开”是一种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依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对市场主体产生的失信信息、守信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守法守信者畅行天下、违法失信者寸步难行”。

  《决定》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15]就大数据而言,数据共通共享是数据开放和利用的基础,各行各业的数据交叉和融合更能展现其效力。行政部门要打破唯部门利益、各自为政的短视做法,统一标准、统一底层架构,破除信息孤岛。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部署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国家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这将联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平台,推动政务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办理,全城通办、就近能办、异地可办。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意味着国家将形成一个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框架,实现各地区各部门平台与国家平台应接尽接,逐步统一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事项标准、整体联动、业务协同,最终全面实现“一网通办”。

  201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在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正式把区块链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底层技术,在政府治理中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民生领域,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医疗和健康信息共享、医疗流程透明化,实现医疗事故责任可追溯,用于缴费和保险的智能合约等;在行政监管领域,区块链可应用于食品溯源链,保障食品安全;在政务服务方面,区块链技术可通过信息互联互通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权协同运行,大大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区块链还可以应用于数字认证领域,解决信任难题等等。

  《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15]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政府治理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将考验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例如,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防范人脸识别的滥用、保护公民隐私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脸特征具有终身唯一且无法改变的特点,如果不法分子将获取的用户身份特征用于违法目的,将对公民个人隐私造成侵害。在区块链的应用中,如何防范这一技术用于洗钱、贩毒和恐怖主义等也将成为新的监管课题。

  6. 法治保障: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

  改革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许多深刻的论述:“我们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17]“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18]51“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17]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与改革相关的立法工作,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始终做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我们既强调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做到在法治框架下对各种利益进行依法、公正、合理调整;又要善于通过授权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执法裁量、法律解释等法治方法为改革实践保留试验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19]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各级政府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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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升至全球第31位[N].经济日报,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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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N].人民日报,2016-05-10.
  [15]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19-11-06.
  [16] 肖捷.完善国家行政体制[J].求是,2019(22).
  [17] 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J].求是,2019(4).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9] 李林.奏响改革与法治和谐共鸣新乐章[N].人民日报,2019-04-11.

    蒋俊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进展与路径选择[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14(0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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