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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酗酒问题对英国工人在文化与政治方面的影响

时间:2014-09-18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4893字
论文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随着 “自下而上” 的史学思潮的兴起, 处于 “下层” 的英国工人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所关注。 目前, 已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但是, 对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象及其影响问题, 人们的关注程度则相对不够, 对这一问题的诸多方面语焉不详, 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在工业革命行进的过程中, 正在形成的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辛勤的劳动, 承担了社会上最为艰苦、 繁重的工作, 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 与此同时, 在英国工人中间, 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暴力、 酗酒、 懒惰等现象, 这不仅对其具体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苦难,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阶层或群体的社会形象, 并最终对自身的社会境遇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良影响。 其中, 酗酒问题是当时人们最为诟病的问题之一, 值得我们重视。 基于此, 这里以工业革命时期的酗酒问题为切入点, 探究酗酒问题对英国工人在文化与政治方面的影响, 希望推进我们对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形象的生成, 及其同这一时期的工人所进行的权利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解。

  一、 酗酒与英国工人———放纵、 堕落

  近代早期, 由于经济的发展与思想的解放,酗酒现象开始增多, 逐渐对英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 人们由此也开始关注酗酒问题。 但是, 自 18 世纪至维多利亚时代 , 随着英国工业社会的逐步形成, 英国的酗酒问题也日益严峻, 逐渐引起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 在这一时期, 英国的工商业日益发达, 人们的消费欲望与能力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许多消费行为日益大众化, 英国的近代消费社会也日渐形成。 特别是随着造酒的工艺水平的日渐提高, 酒产业与贸易也发展迅速, 大规模的廉价而优质的酒水供应成为可能。 因此, 酗酒逐渐从早期的少数人的社会行为转变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 其危害性也显得更为突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 酗酒问题存在于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 对各个阶层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19世纪后期, 在谈论 18 世纪中后期的酗酒问题时,史家理查德·弗伦奇 (Richard Valpy French) 就曾指出: “当时任何社会等级都不能免除于这种罪恶(酗酒) ” “无论多么有能力和学识的人都被这些恶作剧般的混合物所污染。 知识分子、 演员、 政治家都倒在这些卑鄙的破坏者 (笔者注: 指各类酒) 面前了。”

  1790 年 12 月 3 日, 一位英国读者在致《泰晤士报》 编辑的信中也谈及了酗酒问题。 他认为: “如果我们诚信地报道索斯沃克行政区的情况的话, 我们会发现酗酒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犯罪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增长……毋庸置疑的是,酗酒的罪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存在的。”

  但是,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 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舆论一般认为: 英国的酗酒问题常常和工人联系在一起, 工人是酗酒的主体人群, 是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酒的 “酒鬼”。 因此, 酗酒的社会危害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工人阶级造成的。 英国激进派改革家弗朗西斯·普雷斯 (Francis Place, 1771-1854 年) 在 1834年就曾指出, 18 世纪以来, 对于写作者和说话者来说, 用 “酒鬼” 来代表英国工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工业革命时期, 英国的报刊、 调查报告、 文学、 漫画、 小册子以及其他的各式书籍等, 对于当时英国社会的酗酒问题有很多的描述、 刻画与分析, 为当时的英国民众理解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酗酒问题提供了一扇窗口,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人们对于英国酗酒问题的认识。 在其中, 英国工人酗酒的社会形象也逐渐地被构建起来。 通过对这些文本与图像材料的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 英国工人在各种场合中常以酗酒的状态出现, 工人们给社会、 自己均带来了诸多的危害。

  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中, 1785 年创刊的 《泰晤士报》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在 18 世纪后期, 在报刊还没有普遍流行的英国, 《泰晤士报》 对于当时英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关注, 是为数不多的几份广受人们欢迎的报刊之一, 集中代表了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理念, 也是我们理解当时英国主流社会价值与道德立场的一面镜子。 在 《泰晤士报》中, 酗酒问题是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英国工人则常常以酗酒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庭审案件的报道与回顾是 《泰晤士报》 早期关注的重要主题,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面貌, 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建着当时人们对于英国社会的印象。 1786 年 7 月 26 日, 《泰晤士报》 在报道当时的庭审案件时, 就有案件涉及到酗酒问题。 其中, 一个木工在酗酒后, 驾驶了一辆载有木材的马车, 结果交通肇事而致人死亡, 最后被判过失杀人罪而被监禁 12 个月。 在介绍案发过程时, 《泰晤士报》 报道: “囚犯 (木工) 没有使用暴力而使受害者从他的马车上掉了下来, 也没有往前撞他。 当受害者从马车上掉下来时, 他的头刚好撞到了地上。 而囚犯 (木工) 在那时喝醉了, 不过醉得不是厉害。”

  1787 年 7 月 26 日, 《泰晤士报》 在报道另一起两船相撞的交通案件时, 也指出当时船上的部分工人喝醉了, 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泰晤士报》 报道说: “当警察向船员们问他们所在的船和船长的名字时, 他们给出了错误的描述。 警察的进一步调查显示: 当船长到船底去的时候, 一些船员已经喝醉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事故发生了。”

  1798 年 6 月 19 日, 英国巡回法庭近期所办的案件被披露出来, 其中就涉及了两位酗酒的工人。 《泰晤士报》 报道说: “星期五, 在剑桥两位看上去严重喝醉了的爱尔兰劳工被带到了治安官面前, 他们被控告暴力袭击一些干草制作者。”

  1800 年, 英国物价暴涨, 经济形势严峻, 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为此, 《泰晤士报》 对中上层富裕的社会阶层与贫穷的劳工阶级, 在当前因为经济问题而造成的压力作了一个形象的分析, 其中也涉及到英国工人的酗酒问题。 它指出: “由于富裕的社会阶层与贫穷的劳工阶级在精神与社会地位上的不同, 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冲突。 啤酒酿造商一直怀着爱国之心希望不要供应麦芽酒、 黑啤酒, 以免贫穷的劳工阶级喝醉。 因为劳工阶级追求富裕就是为了可以喝醉。 酿酒商这样做是很合适的。 因为对于一个不能吃价值超过一磅面包的男人来说, 用烈性酒来使他的胃膨胀起来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当时的英国, 麦芽酒、 黑啤酒的酒精度相对更高, 品质更为粗劣, 更容易使人喝醉, 但价格却相对低廉, 因此, 它们受到社会底层劳工的青睐, 而这也成为人们对于工人阶级社会稳定性担心的理由。

  1818 年 11 月 6 日, 《泰晤士报》 报道了一位工人因为酗酒而使得妻儿被迫盗窃充饥的惨剧, 它在回顾案情时说: “根据现在的证据, 似乎显示囚犯 (妻子) 犯了盗窃罪而想得到烈性酒。 不过在辩护中, 囚犯说她的丈夫是一位酒鬼, 丈夫已经丢下她和她的孩子五天了, 致使她们没有一点面包来充饥。 一位陪审员也评论说, 几个月以前, 囚犯的丈夫在喝得烂醉的时候通过他的窗户砸他的东西。 而囚犯的丈夫在还是一个清醒节制的人的时候, 曾经常为他工作。”

  1830 年 2 月 4 日, 《泰晤士报》 的一位读者在致编辑的信中, 就当前杜松子酒的消费泛滥问题指出: “那么, 看到现在麦芽酒、 黑啤酒以及其他面向工人阶级的烈性饮料的消费的增长,而这些饮料将还要以少于现在的价格被获得。 这样, 国家的财政不会受损, 公众也不用支付更多的税收, 人们也在健康习惯与舒适度上有所提高, 这似乎不失为一种公平的方案?” “只有当杜松子酒是工人阶级的 ‘必不可少的推动力’ 的时候, 穷人的快乐与富人的放纵之间的反差才是密切相关的。”

  从中, 我们可以发现, 工人阶级作为酗酒的主体人群已经渗入到当时人们的思维和话语表达中了。

  在这个时期, 由于诸多社会问题的不断滋生,各种社会调查也开始展开, 这为人们认识当时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而英国工人的社会形象在其中也进一步深化。 在对酗酒问题的调查中, 人们多次将矛头指向工人阶级的酗酒问题。 其中, 较为著名的是 1844 年恩格斯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一文。 恩格斯指出: “首先是酗酒。 各种引诱, 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 使工人走向酗酒。 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 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 ” “它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没有意志 (至少在这方面没有意志) 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

  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具有同情心,他的这份调查报告是基于几位慈善家所提供的报告以及自己的亲身调查撰写而成的, 因此他对工人阶级的认识, 在 19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 1845 年出版后, 该报告使得人们对于英国工人的悲惨的生活境况有了深入的认识, 但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英国工人酗酒形象的认识。

  1834 年 6 月 3 日, 在议员詹姆斯·白金汉(James Buckingham) 的推动下 , 英 国议会成立了以白金汉议员为首的酗酒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 对当时社会所盛行的酗酒之风进行调查。 1834 年 8月 5 日,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白金汉议员向英国议会作了报告, 并就此召唤了多位证人来到议会接受质证。 白金汉在该报告开头就指出: “随着习惯性的酗酒现象在我国的劳工阶级中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议会对这个社会问题发生的范围、 原因以及结果进行调查, 进而希望议会修改法律来避免它的进一步的传播。 对于酗酒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来说, 我深刻地意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但是它的公共的重要性促使我去完成它。”

  “对于在劳工阶级中不断增加的酗酒的事实, 我认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但是, 如果我们参考在联合王国的每个镇上被出版的治安案件的报告, 这将更充分地驳斥对于这个事实的怀疑。”在其中, 酗酒无不强烈地和劳工联系在一起, 劳工的酗酒形象在此也进一步强化。

  在这次调查中, 作为证人之一的马克·莫尔先生 (Mr. Mark Moore) 多次谈到,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是当时酗酒的主要群体, 他指出: “今天酗酒现象在更受尊敬的社会等级中比过去更少。 我相信这已经对与他们相联系的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你们将会看到绅士的仆人整天呆在公共场所。 不过,尽管上层社会酗酒的情况减少了, 但是某些仆人和商人酗酒的习惯还是存在的。 并且, 酗酒的习惯在向下层社会转移。” “我认为酗酒的习惯在上层社会戒除之前, 它就开始在下层的劳工之间增多了。 ”

  “我认为, 随着酗酒现象的增多, 劳工阶级开始更少关注他们的家庭福利。”工厂主威廉·马瑞(William Murray) 居住在格拉斯哥, 他在被传唤至议会作证时指出: “我认为, 当前在苏格兰工人中的上层 (每周工资超高 20 先令) 中, 酗酒的现象正在减少, 而在底层的工人中, 酗酒的现象正在增加。”

  在这份报告中, 通过这些证人, 也即是工厂主代表的话语表达,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英国工人的酗酒形象也被具体化, 人们也更容易确信在具体的地区环境中, 英国工人是酗酒的主体人群。

  在 18 世纪至维多利亚时代早期, 酗酒的工人也是当时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于工人酗酒的印象。 创作于 17世纪而在 18 世纪被多次再版且流传甚广的长诗《酗酒的巴纳比在英格兰北部的四次旅行》, 展现了主人公巴纳比前往英格兰北部游历的传奇经历,为我们了解 17 世纪英格兰北部的风土人情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其中, 酗酒是主人公巴纳比最为显著的习性。 诗曰: “巴纳比! 巴纳比! 你一直在喝酒!我能够用你的鼻子、 你的眼睛辨别出来! 在里士满喝醉, 在多佛喝醉! 在纽卡斯尔喝醉, 在任何地方喝醉!”

  巴纳比实际上就是早期英国的那些由农民转为工人的人的代表, 是早期英国工人的雏形。

  19 世纪初, 作家狄更斯的诸多作品, 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的命运颇为关注, 对当时社会的诸多不公的制度进行了鞭笞, 是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态的一扇窗口。 作为他的作品关注与表现的焦点之一的英国工人, 其生活的境况也被暴露无遗。 其中, 英国工人的酗酒问题是他大肆抨击的社会问题之一, 但工人的酗酒形象也在此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 在他的名著 《艰难时世》 中, 纺织工人史蒂芬的妻子就因为酗酒而沉沦, 给这个工人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不幸。 在 《雾都孤儿》 中, 在描述主人公奥利弗所见到的泰晤士河边的克拉肯韦尔工业区时,狄更斯指出: “他 (奥利弗) 从没见过比这儿更肮脏或者更破败的地方。 街道非常狭窄, 一片泥泞,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污浊的气味……一些黑洞洞的过道和院落从街上分岔而去, 露出几处挤在一起的破房子, 喝得烂醉的男男女女完全是在泥泞中打滚。”

  从中, 人们也很容易地察觉出英国工人中间所存在的酗酒问题的严重性。

  在当时的漫画、 小册子与书籍中, 工人通常是许多艺术家、 作家乐于表现、 关注的对象。 其中,酗酒的标签也常常被贴在英国工人的身上。 著名画家威廉·贺加斯 (William Hogarth, 1697-1768 年)是 18 世纪英国风俗画的代表人物, 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揭露。 他创作于 1751 年的名画 《杜松子酒巷》, 就是以当时英国社会的酗酒问题为题材, 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在街头与酒馆中醉态万千的人们, 刻画了当时英国社会病态的现实, 表达了对英国底层人们的命运的同情之心。 同时, 他也揭示了当时伦敦的工人酗酒的现实, 给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这幅画作于 1751 年, 但是它于此后在英国流传甚广, 影响了很多人对英国工人形象的认识。

  1794 年, 在谈及约克西区农业劳工的生活状况的问题时, 伦尼等人指出: “午前和午后要给他们喝酒……不管是什么工作, 这种普遍的作法, 是可笑的习惯, 应当立即废除。 最荒谬的事情莫过于看见农夫在寒冷的冬天每过半个小时就把耕地的马放下来跑去喝酒。”

  从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当时的农业劳工中, 酗酒已经开始成为当时农业工人的习惯, 这一现象也开始受到伦尼等人的批判。 甚至当时的一些工厂为应对工人在工厂内酗酒的问题, 就曾规定: “凡在工作时间将啤酒和烈性酒带入工厂的工人一律罚款 2 先令。”

  由此, 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 英国工人酗酒问题是极为严重和普遍的, 当时的人们已经不得不通过罚款的方式来阻止工人在工厂内的酗酒了。

  1832 年, 詹姆斯·凯伊在对工人的居住区进行调查后指出: “在这些贫穷的工人中, 最贫穷的人通常也是最意志消沉的人, 美德是最确定的经济学, 而道德堕落则萦绕着放荡与欲望。 在这里, 最贫穷的地方, 通常杜松子酒馆、 小酒馆、 啤酒馆也是最多的。”

  1833 年, P·加斯克尔也指出: “喝酒是一个恶习, 在英国工业居民中流行到了惊人的地步……光曼彻斯特一地至少说也有将近一千间小酒店、 啤酒馆和杜松子酒窖。 这些酒店十分之九以上是专为供应工人居民而设的, 而且特意设在对他们方便的地方。”

  1834 年, 弗朗西斯·普雷斯论及 18 世纪后期英国工人酗酒问题时认为: “那时的整个工人群体是和现在比起来更加无节制的与放荡的, 酗酒是他们最显眼和流行的缺点。”

  由此可见, 在当时人们的印象、 话语乃至思维逻辑中, 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人的酗酒问题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酗酒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身份标签。 而在这一过程中, 英国社会对于工人的酗酒问题也进行了大力的批判, 对于以酗酒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工人的品质、 道德也愈加怀疑、 丑化乃至唾弃。 1785 年 6 月 25 日, 在谈到当时治安法案的弊端时, 《泰晤士报》 指出: “当前治安法案的设计者一直忽视于提出反对一个严重罪恶的举措, 因为正是这个罪恶导致了懒惰与堕落, 而这个罪恶就是酗酒。” “酗酒是一个正在快速增长的习惯, 看看那些穷人的家庭, 你就会发现父亲是一个酒鬼, 母亲是一个酒鬼, 儿子盗窃, 而女儿则卖淫。”

  实际上,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 当时这些穷人的家庭主要指的就是工人家庭。 1790 年代初, 受法国大革命形势的鼓动, 英国也发生了骚乱, 其中, 许多英国工人乘乱而起, 这其中也往往与酗酒有关。

  1792 年 7 月 18 日, 在报道爱尔兰的骚乱时, 《泰晤士报》 说: “威士忌和那波·坦蒂已经使得都柏林变得如此疯狂, 以至于皇家剧院的经理发出想关闭一先令馆的告示, 但是工人们行动得更快, 他们先喝醉, 然后大吼 ‘自由在剧院’, 之后冲上街, 哄抢他们所碰到的路人。”

  1840 年代, 在论及英国工人时, 恩格斯也指出: “作为广泛的酗酒的结果,我们很容易看到, 工人的个人状况正逐渐恶化, 身体和道德也在灾难性地下滑, 而他们的家庭也因此分崩离析。”

  由此, 人们对于工人酗酒问题也逐渐上升到了道德层, 并逐渐标示其堕落、 野蛮等品性。

  人们之所以从心理上对工人的酗酒问题大加鞭挞, 不仅因为工人的酗酒对社会造成了直接的危害, 是导致当时英国社会犯罪多发与贫穷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因为酗酒在当时英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首先酗酒是与基督教的传统精神相违背的。 18 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福音运动,大力宣扬维护传统的宗教秩序; 其次, 酗酒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功利主义思想大为批判的行为。

  由此, 在当时的主流社会看来, 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 应该懂得进行自律, 应该有能力去承担社会的责任, 只有人人有能力去自制, 并承担社会责任,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最大的幸福。 而酗酒会使人长期处于麻醉、 放纵的状态, 酗酒者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自律, 也就不能对自己的处境进行自救, 从而逐渐地走向堕落, 以至于无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二、 酗酒与英国中上层社会———节制、 自尊

  对于英国其他的社会阶层, 特别是中上层社会, 在当时的公众舆论、 印象中, 相对来说, 则有着健康而正当的兴趣爱好与休闲娱乐活动, 具有良好的秉性, 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精神脊梁。 当时为公众所广泛关注的报刊、 文学、 杂志等, 大多显示中上层社会在这一时期的酗酒活动较少, 其日常生活中一般的休闲娱乐活动主要为狩猎、 园艺、 牌戏、 旅游、 阅读报刊与小说, 在咖啡馆、 茶馆中的聚会, 参加社团、 舞会、 博览会、 音乐会以及欣赏各种戏剧等。 因而, 在这一时期, 中上层的社会形象也是相对积极的, 这就与工人的酗酒形象有着越来越鲜明的对比。

  在当时的报刊与杂志中, 常常报道与广告各种高雅的社会活动, 而这些活动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 也一般只可能是由中上层社会参与的。1787 年 8 月 13 日, 《泰晤士报》 就报道说: “皇家马戏团———公共娱乐的地方, 已经做了很多准备来庆祝贵人威尔士王子的生日, 孟加拉灯已经被安装上去了, 剧场的中央会像白天一样亮, 在剧场上的舞蹈也是新的, 服装也是高雅的, 会让任何见到的人喜欢。”

  显然, 这种奢华的娱乐方式只有中上层社会消费得起。 1787 年 2 月 23 日, 《泰晤士报》报道说: “星期三的晚上马瑞女士的音乐会在万神殿的大厅里举行了, 这是这个季度的第一次, 场面很壮观。 大约有 260 人出席, 其中包括音乐界众多的时髦的女士们。”

  音乐欣赏要求欣赏者具备一定的欣赏能力, 而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都有限。 可见, 这也是专属于中上层社会的娱乐方式。 1790 年 5 月 10 日, 《泰晤士报》 在刊登特鲁里街皇家剧场当晚的座位价格时指出: “包厢5 便士, 正厅后排 3 便士, 走廊第一排 2 便士, 走廊第二排 1 便士。”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观看剧院演出的价格也是不菲的, 是一般的工人很难有经济能力消费的。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 中上层社会的生活较为丰富, 其中的生活趣味也显得比工人更为高雅、 积极。 奥斯汀是 18 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的作家, 其作品大多表现中上层社会的生活,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中上层社会休闲娱乐的方式。 在其于 1813 年出版的作品 《偏见与傲慢》 中, 主要表现了主人公———乡绅的女儿简和有钱人———宾利的爱情故事, 借此表达中产阶级女性意识的觉醒, 而他们的爱情故事最初就发生在舞会上。 此后, 类似的舞会也在其中的人物的社会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 其中的绅士们在休闲活动中还乐于狩猎、 射击, 而女士们在日常生活中则乐于弹琴、 唱歌、 阅读、 玩牌。

  1847 年, 萨克雷的名著 《名利场》 出版, 该作品以两个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年轻女子的生活为主线, 展示了 19 世纪初英国上层社会的画卷, 为人们了解当时英国上层社会休闲娱乐方式提供了一个窗口。 在 《名利场》 中, 在谈及别特·克劳利牧师时, 作者就指出: “在牛津大学的时候, 他是基督党学院划船队的划桨手, 打败过镇上所有最厉害的拳击手。 现在公事之余他还是爱拳击和各种运动; 方圆二十英里之内没有哪一场拳击赛他不到场, 全郡每次赛马、 赛猎、 赛船、 舞会、 竞选、圣母探亲、 宴会, 甚至是一场好一点的宴会, 他都没有不参加的……他的嗓音优美, 常唱 《南风满天云》, 唱到齐唱部分的 ‘呼’, 总是博得满堂喝彩。 他常穿着麻色上装, 骑马唆犬去打猎, 钓鱼也是全郡的一名高手。”

  从中, 我们可以察觉, 其所代表的中上层社会的休闲娱乐方式是比较积极向上、 丰富多彩的, 同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人的生活方式相距甚远, 由此中上层社会的形象也是相对积极的。

  不过, 从当时人们的日记、 书信、 传纪等较为隐秘的材料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 中上层社会所存在的酗酒现象的严重程度也是不容忽视的。 1787年, 当时最有魅力的公众人物吉贝尔特·伊利尔特(Gilbert Elliot) 先生致信他的妻子时说 : “商人和议会的伟大的演说家以令人难以想像的努力达成了妥协后, 各个年龄段的男人都在可恶地酗酒, 福克斯 (Fox, 首席大臣) 喝了很多, 尽管他的同伴从不会这样来看待他, 谢瑞丹 (Sheridan, 当时的国会议员) 也喝了很多, 而格瑞 (Grey, 当时的豪伊克子爵) 在他们中喝得最多。” “我被告知, 皮特首相和他们喝得一样地多。”

  在当时的大学中, 饮酒的现象也相当的严重,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普瑞莫 ( George Pryme,1781-1868 年) 在其 1870 出版的自传中就指出:“当我 1799 年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时, 那里的酗酒习惯已经相当普遍了, 尽管剑桥还处在一个乡村社会中。 在当时, 邀请一群人在大礼堂后面吃甜点和喝酒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在整个集会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努力让彼此喝醉, 能够抵制酒的效果被认为是一种荣耀。”

  与此同时, 在具有一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商人群体中, 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酗酒的问题。 查理爵士 (Charles Knight) 在自传《半个世纪中奋斗的生活历程》 中就谈到: “商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在麦芽酒馆的熟悉的那张椅子上度过漫长的夜晚, 而麦芽酒馆似乎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有些人似乎有这样的习惯, 他们总是在众多的女酒店主之间循环穿梭活动。”

  而在 1792 年,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在其所创作的漫画 《威尔士亲王》 中, 也刻画了威尔士亲王正在大口地饮酒的场景, 作者意图借此讽刺 18 世纪后期以威尔士亲王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嗜酒如命、 骄奢淫逸的本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上层社会酗酒的状况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但是, 人们一般并没有把饮酒当作中上层社会的缺点来加以批判, 人们一般认为, 饮酒对于中上层社会来说只是生活中的一种调剂, 他们在饮酒的过程中也一般可以做到适度与节制。 当时的人们认为, 中上层社会一般饮用质量更优的啤酒和葡萄酒, 饮用这些酒的人更不容易喝醉, 也更能让人保持清醒和节制, 更不容易对于社会造成危害。

  因为 《1830 年啤酒法案》 在议会通过前, 啤酒的价格显得更为昂贵, 更多地受中上层社会的青睐。

  而底层社会中的工人所饮用的酒精饮料主要为价格更为低廉的杜松子酒、 麦芽酒、 威士忌等, 这些饮料酒精度更高, 质量更拙劣, 更容易让饮酒者失去理智, 以至于走向堕落。

  1776 年,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 中就曾指出: “当前, 酗酒绝不是时尚的人们以及能够轻易买得起最昂贵的酒的人的缺点, 在我们中间几乎看不到一位绅士在喝麦芽酒。”

  同时, 在谈及 1787年内阁大臣和议员们酗酒的情况后, 吉贝尔特·伊利尔特随即指出: “但是, 和我们苏格兰那边的酒鬼比起来, 他们是以一种更为绅士的方式在饮酒,饮酒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于各种重要话题的聪明睿智的谈话。”

  乔治·普瑞莫在其自传中也指出, 他对于当时的酗酒之风进行了抵制。 他说: “在我 (来到剑桥大学) 的第二年, 我和我的几个朋友, 包括蒙克、 裴皮斯等, 一致同意在我们的酒会上不再强迫其他人喝酒了, 并且在其他地方也决定抵制酒。”

  其中, 我们可以发现, 中上层社会在饮酒问题上的节制、 自尊的个性显露无遗。

  三、 权利的斗争———基于形象的构建

  在工业革命时期, 尽管酗酒问题广泛地存在于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 但是, 在当时人们的印象、 话语中, 正在形成的英国工人阶级往往与饮酒的嗜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酗酒的社会形象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也逐步被确立, 而这一社会形象的生成也往往在极大的程度上被认为英国工人的品质、 道德是放纵与堕落的。

  这种状况的出现, 显然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的, 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言, 在工人阶级中, 酗酒现象是广泛地存在的, 酗酒常常是许多工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如 E·P·汤普森在谈及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酗酒问题时所言: “酗酒也非常普遍, 尤其是在节日和 ‘皮匠星期一’, 织工、 修布工和皮匠一直都在庆祝这个节。”

  在工人阶级中之所以广泛地发生酗酒的现象, 这是由其时代背景与自身独有的特性所引起的。 1832 年, 詹姆斯·凯伊 (James Phillips Kay) 就曾指出: “不公平的体制不仅伴随着经济罪恶, 从而影响了财富的积累和分配, 也是工人们道德和身体堕落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英国的工业社会逐渐兴起。 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对位于社会底层的英国民众的人身控制逐步减轻, 大量的无家可归的农民进入城市, 转化为工人, 而他们的教育与文化程度一般比较低, 自控能力较差。 工人们在条件恶劣的工厂中长期进行单调的工作, 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但也给自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痛苦, 迫切需要得到释放, 以维持身心的平衡。 而当时的英国社会并未能为其提供健康的休闲环境。 同时, 很多工人从小就生活在酗酒的环境中, 致使他们从小就染成了酗酒的恶习, 积弊难改。 另外, 酒馆也是工人们主要的社交场所, 在酒馆中, 工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并进行娱乐。 酒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麻醉自己, 以逃避现实, 甚至抗御疾病与寒冷。 从 18 世纪开始, 英国的消费社会也逐渐形成,工人们可支配的收入逐渐增多, 消费的观念更加强烈。 在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进行住房改革前, 英国工人的住房条件一般比较恶劣, 这促使更多的工人们向往更加舒适的酒馆。 从而, 由于环境与自身的特性, 在工人阶级中出现酗酒问题常常难以避免。

  其次, 直至工业革命的后期, 英国的文化与教育发展水平都是极为有限的, 普通工人的文化素养也都有待提高, 一般不具备向社会表达自己的真实境况以及谋求积极正面形象的条件。 工人阶级自己的报刊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才大量地出现, 在此之前则数量非常有限。 由此, 形象塑造的主动权一般掌握在文化素养更高的中上层社会。 1834 年, 弗朗西斯·普雷斯在论及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的教育问题时曾指出: “以前, 甚至是在我记忆的深处,在伦敦的所有工人的礼仪与教育几乎都是相似的,以至于他们难以被区别开来。 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同样地被人轻视; 人们不能写作, 也没有人读对他们有用的书, 几乎没有人读过任何一本书。”

  因此, 英国中上层社会长期以来以本阶层特有的眼光来对工人阶级进行关注与审视, 从而难以避免地造成一种长期的文化偏见。

  最后, 工人的酗酒活动一般都是在公共场所中进行的, 以至于酗酒状态的工人更容易被人们所察觉。 上流社会人士的饮酒活动一般则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朋友的家中, 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小,人们也更不容易察觉。 1834 年, 弗朗西斯·普雷斯在谈及这一时期英国的酗酒问题时就曾指出: “当一个有着舒适环境的人喝醉时, 喝酒的地方或者在他自己的房子或者在朋友的房子, 所以他一般在朋友的护送下回家, 而没有被暴露在公共场合, 一个工人喝醉了, 则会漫步在街头, 在那里他可以被每个人看见, 从而很草率地被作为他的整个阶级的普遍的典型。 所以通过偶然的酒鬼, 整个阶级都被贴上了酒鬼的标签或者被谴责为酒鬼。”

  随着工人酗酒形象的逐步确立, 英国工人的生活、 生存环境以及各种境遇也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在工人酗酒形象确立的过程中, 其整体的形象也逐渐被矮化乃至丑化, 其品行被认为是放纵、 堕落的, 人们也开始在心理与感情上对英国工人加以排斥, 对其秉性加以怀疑, 乃至直接对其休闲活动进行干预。 在 1790 年至 1810 年间, 以英国下院议员威尔伯福斯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在宣传和立法上, 对以工人为主的贫民阶层的娱乐活动, 甚至是一般的娱乐也一直视为是可怕的。 威尔伯福斯组织的 “恶习纠正所” 把干预的范围扩大到了 “两便士啤酒、姜饼义卖、 淫秽画”。

  实际上, 在工业革命时期, 在中上层社会看来, 英国工人除酗酒问题外, 还存在暴力、 嫖娼、懒惰、 肮脏、 不节俭等问题, 这也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对工人阶级饱含同情之心, 但是, 在谈及新拉纳克厂的工人时, 他指出: “人们从其他地方被聚集起来, 他们可能是被诱导过来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很懒惰的、 酗酒的、 不正直的以及背叛宗教的。”

  1780 至 1790 年间, 贵族托林顿(John Byng Torrington) 在游历英国的过程中, 对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发表了很多的看法, 其中也表达了对英国工人的仇视态度, 他认为: “确实, 这些人得到了工作; 但是, 他们全都被抛进因人多而形成的罪恶之中……这些人只要不在工厂里劳动, 就必定出去偷窃、 挥霍和抢劫。”

  1802 年, 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对工厂工人也曾说: “因为缺乏教育,工人们中间发生了很多不道德的行为。”

  1823 年, 曼彻斯特的织工在谈及自己的工厂生活时也说: “工厂生活的罪恶是不计其数的,无知和放纵的年轻男女混杂在一起, 缺乏父母的监督……精神不断地走向堕落, 而生命与肢体则受到机器的威胁。”

  1833 年, 议会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斯图尔特先生在谈及一个工厂的工人时指出: “比起聚集着辛勤的人们的贫民习艺所, 该厂看起来更像一个恶魔之窝。 应该承认, 我们看见工人的时刻对工人是不利的, 这时他们刚从一个夜晚的纵酒狂饮中苏醒过来, 而从前一个夜晚他们显然是在伯威集市后放荡狂饮中度过。 男女工人的外表和言辞证实了这里存在的道德败坏情况。”

  1840 年, 手工织工调查委员会秘书约瑟夫·弗莱彻在被问及曼彻斯特的工人怎样度过他们的星期天下午时也指出: “整个星期天总是在喝酒或懒散中消磨过去。 在曼彻斯特, 虽然你知道周围有许多劳动居民, 整个星期天却看不见一大群工人带着老婆孩子出来走走, 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一样, 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 你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他们大部分都呆在肮脏不堪的家中。”

  1845 年, 普尔先生在议会中关于考文垂的报告中也认为: “贫困的压力, 无力维持一种衣冠楚楚和家里的舒适安逸, 却带来了一种龌龊下流、 卑躬屈节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伤风败俗的言行 (特别是言语上的伤风败俗) 在男女青年之间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工厂青年工人中间, 更是普遍。”

  正是由于在工人阶级的休闲活动中普遍存在酗酒等问题, 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的社会形象的形成, 在中上层社会看来, 工人在道德、 情感上也一般是轻浮、 放纵、 堕落的, 而中上层社会则与之相距甚远。 甚至狄更斯就曾借 《雾都孤儿》 中的教区干事的身份, 表现了中上层社会对于下层社会的认识。 其中, 教区干事就曾这样说: “这个教区里的下等人的道德败坏真是惊人! 如果议会对他们的可恶行为不闻不问, 国家将毁于一旦!”

  显然, 在工业化的背景下, 这里所强调的下等人是以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为主体的。 由此, 以工人为代表的下层社会与以贵族、 工厂主等为代表的中上层社会也日益陷入对立的状态, 甚至到 19 世纪初,这种对立最后演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冲突了。

  针对当时英国社会的这种情况, 在 1845 年, 英国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本杰明·狄斯雷利 (BenjaminDisraeli, 1804-1881 年) 在 《西比尔》 中就指出:“他们 (穷人与富人) 生活在两个国度中, 彼此之间没有交往, 没有同情; 在习惯、 思想、 情感上互不了解, 宛如两个不同地域的居民或不同星球的人; 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同, 吃的食物不同, 行为方式不同, 支配他们的法律不同。”

  这种冲突与对立不仅表现在道德与情感上, 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冲突上。

  对于中上层社会来说, 工人阶级在休闲活动中所普遍存在的酗酒等问题, 还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也是非理性的。 基于工人放纵、 堕落的形象, 除像皮尔、 欧文等少数人能够对其表示同情外, 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对承担了繁重劳动却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的工人阶级的境况, 常常置若罔闻, 认为其在社会底层的恶劣处境完全是咎由自取的。 英国工人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诉求所进行的政治斗争, 也常常由于缺乏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并以失败告终。 其他社会阶层日益从行为上对工人们争取权利的政治斗争显示出淡漠的态度。 甚至很多人认为工人们的各种权利诉求, 是在进行政治煽动与暴乱行为, 应该受到抑制, 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1832 年, 詹姆斯·凯伊在谈论当时工人阶级道德问题时就认为: “工人占据着这个社会的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按照人数来看, 他们理应占据这个社会的财富和权力的相当大一部分, 但是, 现在愚蠢的人们忽视了他们, 以至于和疯狂结盟。” “如果社会的中上层在工人中间不努力推动工人家内的舒适、 美德以及传播知识, 工人们的苦难、 道德败坏以及偏见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从而可能导致社会被破坏。”

  从中, 我们可以发现, 凯伊将工人的道德与政治的特性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工人的道德堕落与政治的不理性已经相互关联了。

  基于此, 这一时期英国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始终同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政治文化形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影响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上层社会对于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的阻挠与破坏, 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酗酒等社会问题的社会影响的考量, 由酗酒等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政治文化影响, 是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英国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的重要底色。

  1792 年, 受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精神的影响,英国工人也开始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四处活动, 这引起了中上层社会的极端恐惧。 其中, 1792 年 11月 3 日, 在北希尔兹的海员罢工后, 鲍迪奇就致信皮特首相说: “我环顾四周, 看到这个国家充斥着成千上万的矿工、 船工和其他工人。 这些蛮家伙满脑子装满平等的新思想, 国家到处布满了干柴,一点火星就能引起熊熊大火。 ” “暴民们抓获了一些不愿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海员和高级职员, 正强迫他们一丝不挂地走在队伍前面游街示众。”

  在他的叙述和描写中, 我们可以察觉, 工人为争取自身的合理诉求所进行的斗争, 同危险和野蛮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权利的斗争由此显然具有政治的非理性以及道德的不纯洁性。

  19 世纪初,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英国社会的贫困问题也愈发严重, 社会各阶层对济贫负担感到难以承受, 保障以工人为主体的下层民众的基本权利成为当时社会各界讨论的重要问题。 其中, 济贫遭到了当时社会中上层的批判, 他们批判的理由常常是基于其对英国工人的道德与素养的印象式否定。 1816 年, 贝德福郡的一位 “哲学家” 麦奎因博士 (Dr.M.Macqueen) 给当时的农业部写信说:“关于济贫税, 我总认为是和工人阶级的懒惰和堕落联系在一起的。 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社会的中下等人的道德和举止自从法国革命早期阶段以来一直在退化着。 平等和人权的道理还没有被遗忘, 而是受到盲目的爱护, 同时又不情愿地弃置在一边。 他们以为各自的教区是他们的权利和遗产, 他们有资格去依靠。 然而, 这一直是在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委屈的情况下所引起的。”

  1819 年 8 月 16 日, “彼得卢事件” 发生, 这是当时英国社会冲突的代表性事件。 而该事件及其悲剧性结局的发生, 除人们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外,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当时的中上层社会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品质、 政治素养的不信任。 当时托利党的领袖利物浦伯爵就曾在事件发生后在议会讨论中指出: “由于晚期伯恩利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 人们无不怀疑工人中间有叛乱阴谋的存在, 在那次会议上工人们必然被武装起来, 尽管人们不可能合法地进行。”

  从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其对工人的政治理性的不信任感深入其中。 而在该事件发生前, 曼彻斯特的中产阶级改革者也和工人阶级一样在寻求社会改革, 但是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激进派———彼得卢会议的组织者的态度是很不友好的。当时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泰勒(Taylor) 公开地说工人阶级的代表亨蒂斯 (Huntites) 在能够标志人类尊严的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基于此, 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争取权利的斗争往往是平行的, 他们并不联合。

  四、 结语

  在工业革命时期, 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英国工人生活、 工作的状态与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里, 基于当时的社会、 经济条件, 在英国工人阶级中, 也逐渐产生了暴力、 酗酒、 嫖娼、 赌博、 盗窃、 不节俭等种种社会问题, 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与影响。

  在这些社会问题中, 酗酒问题是当时人们对于工人诟病最多的问题之一。 酗酒问题不仅对其具体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苦难,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社会整体形象的丑化与矮化。 在当时的语境中, 工人阶级常常以酗酒的形象出现在当时的新闻、 小说、 漫画以及调查报告中, 人们对其酗酒的印象逐渐深刻, 进而其酗酒的社会形象也逐步被构建起来, 英国工人由此也被认为具有放纵、 堕落的不良秉性。

  与此同时, 在当时英国的中上层社会中, 也广泛地存在着酗酒的问题, 但是人们一般认为酒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生活的调剂, 他们可以做到节制与自尊。 从而, 在英国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工人阶级充满了排斥与冷漠之情, 对工人阶级的品质、 道德也愈加怀疑与不信任, 对工人阶级的苦难常常视而不见, 英国社会也由此开始走向对立与分裂。 在此基础上, 人们日益从政治上对工人们充满怀疑,英国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所进行的斗争, 常常被视作为政治煽动, 是非理性的政治行为, 英国工人运动以及争取权利的斗争由此遭遇了许多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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