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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封建制残余的经济制度剖析

时间:2015-10-12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9067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论既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

  [1]52资本主义农业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为前提。

  [2]722有鉴于英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一般认为19世纪的英国农业社会,已经是一个由大租佃农场主--即前述的农业资本家主宰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随着对英国农业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大生产在农村的发展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充分。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衡量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雇佣劳动力的使用在生产中不占主导地位 :“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定义资本主义的方法,把雇佣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部分,那么,到19世纪末英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工业资本主义不相似。英国农业部类中有50%以上的非资本主义结构成分。”

  [3],[4]377前述论者进一步指出 :在农奴制和封建主义瓦解之后,英国土地经济形态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

  [4]364封建的土地法律和封建领主制的残存,以及与领主制密切相关的租佃制--“即使是最纯粹的租佃关系,也从来就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

  [4]366,而且租佃制也有它的黑暗面,“租佃制是不能怎样促进经济的进步”(考茨基语),“与其说租佃农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还不如说它与一种特定的经济部类即农业部类相联系”

  [4]372,“近代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超过50%的比例),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国民经济中农业部类的结构和性质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重大问题。”

  [4]377论者认为只有“后封建主义”适足以形容近代以来英国农业的性质。“英国农业生产关系在近代长时期里保持了一种后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结构。”

  本文认为,前述学者对农业雇佣关系的研究中,有一些特殊的雇佣形式被忽视,从而简化了近代以来英国农业生产和雇佣劳动的复杂性 ;在笼统地谈论农业“租佃制”时,又对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契约租佃缺乏分别,这一切也许多少要影响到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因此,笔者不揣鄙陋,举出英国农业雇佣关系中一些特殊类型质诸关于资本主义农业性质的不同认识,同时对残存至现代的土地习惯保有形式、即所谓的封建制残余的经济制度略加剖析,使之有利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研究。

  一、“轮转制”

  经过了旷日持久的“圈地运动”(议会圈地)和地产权高度集中的发展①,“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全建立起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结构,并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地主-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的农业结构”[7]119-120.在这种农业结构中,另有研究者指出 :“使用较多的雇佣劳动的农场属于资本主义农场。而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场则属于非资本主义农场及家庭农场。还有一些农场使用极少的雇佣劳动,可视为半资本主义农场。”[3]

  笔者认为,此语境下的“使用雇佣劳动”是一种常态下的雇佣,即常年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农场和完全不使用雇佣工人、以及极少使用工人的所谓“家庭农场”和“半资本主义农场”.但是,雇佣劳动的使用并不总是循着常态进行,还有一些非常态、属于英国特有的雇佣劳动,其一为“轮转制”(roundsmansystem)。

  众所周知,英国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期间,曾制造了大量失地、破产的穷人。对于这些穷人,英国采取了一种制度性保障,这就是“济贫法(”the poor law)的实施。在英国典型的农业地区--英格兰东南部诸郡,济贫法采取的主要形式是“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②[8]23.在院外救济中,以“轮转制”对那些季节性失业的工人进行救济。这种救济方式,学者们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能找到例子,六七十年代则在很多地方盛行。

  在1782年之前,院外救济未得到法律认可,但根据1782年的“吉尔伯特法(”Gilbert's Act),法律认可了院外救济。[8]24哈蒙德说,济贫法就像是救济制度一样,它也是雇佣制度。1722年之前的济贫法全都是救济穷人的法律,但1722年的济贫法被称作“定居、雇佣和济贫”的法律。

  1782年的“吉尔伯特法”规定教区具体实施 :监督员不能把身体健康的穷人送去济贫院,而是为他们找工作或维持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找到工作。监督员支付工资和规定工人生活标准。于是,在此基础上就成长出各式各样的公共雇佣制度 :直接雇佣穷人为教区工作,缴纳劳工税的制度,或者在纳税人中间分享穷人的份额--也即“轮转制”,由此劳动力被卖给农场主。

  何谓“轮转制”,哈蒙德引用伊登③的话做了解释 :在莱斯特郡,“在冬天或其他时间失业的人,向监督员提出申请,后者就打发他一家一家去受雇,雇佣他的主人,有义务给他饮食费用,一天是6便士,教区再添加4便士(一天10便士),用于养活他的家庭,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人称为‘轮转工’(rounds-man),为的是他们在村里或城里转着圈地受雇”.这种轮转工有时从教区得到的不止4便士,而是6便士,或9便士。在伯克郡的温斯洛(Winslow),这种制度发展得很充分,大部分雇工都是这种轮转工,在冬天轮转的工人有40人,他们完全由教区支付工资,除非户主选择去雇佣他们。从这些情形看,工人经常变得很懒和专横。10岁大的孩子,也参与其中,一周从教区得到1先令6便士--3先令。

  关于这个制度施行的细节和变种,另有学者论述说 :在此制度下,季节性的失业工人,在减少工资比率的条件下被推荐给农场主,同时,教区制定不同的劳工收入和生活费水准。有些教区要求所有用工的农场去雇佣一定份额的失业者,失业者在农场主之间轮转。另有些教区完全采用自愿的制度,失业者被迫转着圈地找工作,但农场主可以拒绝雇佣他们。那些未得到工作的人从教区得到一些日常收入,稍低于受雇成功的人。例如前者每天10便士,后者每天12便士(1先令)。这种制度的确切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在某些教区,雇主自主支付给这个轮转工的工资,另有一些教区按照工资比率来支付,还有的教区以拍卖的形式打发这些轮转工。

  在轮转制下,我们不确知农场主是不是对劳工的帮助更大,但是这个制度让劳工在本来失业的情形下,从用工农场主那里得到一份收入。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引起了那些未曾失业的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因为“一个农场主不会支付一周10先令的工资、在他靠‘轮转制’以用一半的数目就可以招聘来工人的话”[8]17.那些此前在冬天未曾得到救济的工人,这样一来也就处在“轮转制”下了。

  在轮转制下,农场主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因为他知道最低生活标准和他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教区会以济贫税补齐。由此可以看出,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主,实际上占了所有纳税人的便宜。无论用工、不用工的纳税人,都为农场主的工资支付买了单。院外救济在农业地区之通行,即使在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之后的一些年里仍然得到维护和坚持。

  这样一种雇佣制度的建立,我们是难以判断各农场的用工情况的。而且“使用较多的雇佣工人的农场属于资本主义农场”这一说法也成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大农场一般比小农场节省劳动力,[11]117一个农人在300英亩土地上使用同一数量的工人,像10个农人每人经营30英亩土地时使用的一样多,[11]123不见得小农场一定用工就少。

  二、“帮伙制”

  在19世纪英国农业雇佣劳动力的使用上,妇女、儿童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851-1891年间,妇女在农业雇工中的比率占到25%.[12]50在1871年的统计中,有些地区,像达勒姆、德比、韦斯特木兰、坎伯兰、康沃尔等,这个比率是41%~38%.[12]57同样,直到19世纪晚期,学龄儿童也被用于满足农业劳动的季节性需要。一年四季生产中那些必不可少的工作 :剪枝割草、采豆子、摘水果,架结“啤酒花”和采摘啤酒花,赶鸟、捡拾马铃薯和其他庄稼等农活,都由孩子们担任。

  学者指出,19世纪60年代,一种最恶劣的有关妇女、儿童的雇佣制度在东英吉利亚的沼泽地区和米德兰东部牢固地建立起来。这些地方的农场一般规模很大,但是劳动人口分散和供应不足,因为有很多“非开放教区(”closed parish),茅舍都被地主推倒以避免济贫税,他们的佃农就只好去“开放教区”①(open parish)寻找存身之所。因此,田间劳动力就必然自远而来,这些人经常就被组织在游动的“帮伙”(Gang)里,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去完成一些专项工作。例如,在林肯郡的山地,土地粗劣,需要很多人手去清理荆豆、蓟草、石块,帮伙中的妇女和孩子就被用来做这项工作,雇佣她们比男人便宜。此外,农场里的零活 :锄地、为谷物和块根作物除草、撒肥、排水、修整树篱,也都是由帮伙来承当。直到20世纪初,英格兰东南部的很多郡一直用帮伙来满足农场对劳动力的季节性需要。

  [10]844有些帮伙成员是爱尔兰人,整个夏收期间,全家都加入进来 ;不过,更多的人都是来自其工作所在地的附近村庄,这些队伍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一般规模在10~40人之间,平均年龄在20岁上下,男男女女,还有孩子,小的只有6岁,可能是跟着哥哥姐姐一同而来。这些人由帮伙头领掌管,出面和农场主协商具体工作。1867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关于“农业帮伙”的报告,对帮伙头领们的评价很坏 :他们大部分都是找不到其他工作的人,没有农场主愿意全年使用他们,他们就是些赶工的劳动力,一些懒散的、醉醺醺的男人……某些时候,还干些声名狼藉的勾当。

  [13]99孩子们拜帮伙头领所赐,干得又苦又累。伯罗夫人(Mrs. Burrows)19世纪50年代在沼泽地区的克洛兰(Croyland)长大,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在这样的帮伙里呆过。她至死都不能忘记童年时在帮伙中工作的经历,那个帮伙纠集了40~50个5岁到8岁的孩子,每天从6点出发,在田里干上14个小时的活,背后还有人拿着鞭子驱赶他们。

  [13]99-100在这种典型的帮伙之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这种帮伙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佃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使他的劳动人员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的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14]801-802.1867年的《帮伙法》(GangsAct)和1870-1876年一系列《教育法》的颁布,使得帮伙制得到控制。帮伙的头领要领取执照,而且不能雇用8岁以下的孩子,[15]80雇用儿童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但是,帮伙制持续存在,只不过对儿童的剥削变成了对妇女、成年男劳力的剥削,以此来满足各地农场对季节性劳动力需求。在沼泽、高原、牧场、石楠丛生的山地,在翻地、除草、收割都无法使用机械的地方,没有外部大量劳动力的帮助,不可能有什么收获。朗斯代尔伯爵(Earl Lonsdale)的地产上一个方圆600英亩的农场,定期雇佣8个男工和2个农场女仆,但是农忙时,需要60位妇女和20~30个孩子在田里干活。

  [12]591902年,一份来自剑桥郡威肯(Wicken)的记述说,在威肯及附近地区,大量的田间工作由妇女来做 :锄地和清除杂草--她们喜欢用焚烧和冲刷的方法,工资是一天一先令多一点。

  [13]18总之,对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季节性需要和不定期地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现实,也使我们很难说农场、特别是那些中小型农场的雇佣关系发展是否充分。

  三、劳动力雇佣的“灰色地带”

  19世纪,农业雇工这一群体,随着社会生活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总体萎缩和下降趋势,这可以从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看出来。不过,人口普查所得出的结论,有很多众所周知的局限 :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分析工具,普查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另外,“普遍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和政府紧缩经费的政策都对统计数据的汇编造成负面影响”[16]174.这些局限在对农业雇工的普查中均有所体现,例如季节工、临时工、户外女工和童工在普查中的缺失。

  19世纪人口普查的局限还在于,其所订立的类别逐时而变,缺少连续性。1851年的人口普查,农场主、牧场主的妻子为一个类别,而这个类别在1871年的普查中消失 ;1851年,农业劳动力有户内、户外之分,1871年,这个分别消失 ;1851年,农场主的女儿、孙女、姐妹和侄女等一类女亲戚,在1891年不再出现 ;1851年,农场仆人单独分类,在1891年的普查中,其与农场劳工合并在一起 ;1891年新增一个养马人、马夫、赶畜群者(teamster)、车夫类别 ;在1901年的普查中,此前单独分类的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等统归于农场主亲戚一类,新出现的工头或领班,与农场经理人(bailiffs)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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