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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苗族溯源及其政治状况与社会经济变迁

时间:2016-03-09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6001字

  越南苗族自称为 Hmong,而被其它越南民族称之为“赫蒙族”.由于政治、经济、战争等各方面的原因,现今居住于越南的苗族是早期从我国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迁徙而去。苗族由中国迁入越南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成了越南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就笔者所知,国内目前对越南苗族的研究比较薄弱,因此,本文对越南赫蒙族的迁徙及其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做了一个分析,旨在更好的了解越南苗族的历史和现状。

  一 越南苗族的由来及迁移过程

  针对“越南苗族来源于中国的哪些地方”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越南苗族来自云南,而有的学者提出他们绝大部分来自贵州。如法国着名学者萨维那认为:“东京(北越)的苗族绝大部分来自云南,而老挝的苗族又全部来自越南的东京。”[1]

  苗族研究专家恩保羊先生也积极倡导越南的苗族是从云南的勐腊、麻栗坡、红河等地迁入的。[2]

  但是越南知名学者琳心的说法却是截然不同。琳心认为现居越南的苗族,大多数是从中国的贵州省迁移而来,只有义安、清化的部分苗人是从老挝迁徙过来的。然而,学界普遍认为越南的苗族是从中国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迁入的,按语言划分,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支,并且归属于我国川黔滇的一支。

  苗族迁入越南的时间比迁入老挝、缅甸和泰国的时间都要早。大约在明末清初的 17 世纪中后期,苗族开始向东南亚部分国家迁入。清朝初期清军镇压吴三桂反叛之后,边疆居民遭受此次叛乱的波及,许多的少数民族结伴迁入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苗族就是其中的一支。从国内外的一些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苗族迁移越南及东南亚其它国家的记载。着名苗族学者昆西在其《苗族史》一书中明确的记载,在 1727 年至 1740 年间,西南苗族与政府军经历了多场大战后,部分苗族不得不离开故土,于 18 世纪 40 年代末期越过中国的国界,进入印度支那。他们常年居住在离北越大约 240 千米的地方。50 年后,由于中国政治动荡、生境急剧变迁,更多的苗族人陆续的进入越南,这一次人数大约有6000 人。他们跨过中越界线进入了越南,暂居于同旺的泰人村寨上面的山地,这个村寨离越南、云南和广西交界处只有几英里远。

  通过对苗族迁徙史的梳理和整合,我国学者秦钦认为历史上苗族大规模的迁入越南有四次:第一次是在清代顺治年间,即 17 世纪中叶;第二次是在清代的“乾嘉”年间,即18 世后期;第三次是在中国的清代“咸同”年间,即 19 世纪下半叶;第四次是在中国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历史时期里。这一时期有万人以上的苗族,从中国的贵州、四川、广西、云南的广大地区,多批次、长时间地迁入越南北部广大地区,这也是历史上苗族最大的一次向东南亚地区的迁徙。[3]

  昆西在《苗族史》一书中,详细的叙述了 1860 年太平天国运动在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合力下惨遭失败。苗族和太平天国的败兵越过了中国的边界线,进入了越南。这一批人首先出现在川坝和同旺的边界地区,随后轻易的击败了驻守在边界地区的越南士兵。国外学者乔钦(JoachimSchlesinger)通过对苗族迁徙史的研究,他认为秦钦所说的苗族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与自己的看法一致。范宏贵通过对老街的田野调查得知,据居住在老街的苗族老人讲,他们的祖先的原籍在中国贵州省。他们大规模迁入越南,大约有三批。[4]

  第一批大约是在300 年前,此时正值明末清初,有杨、陆等姓的 80 余户苗族人从贵州省迁入到越南河江省同文县崇罗乡,在此安家落户,继续子嗣的繁衍和文化的传承。第二批大约距今 200多年,有黄、金、陆、周、宋、伍、杨等姓的苗族共 180余户从贵州和云南迁徙到越南老街省(今黄连山省)西马街和越南西北地区。第三批,有 1 万多苗族,距今 100-150年,他们中大部分来自贵州,少部分来自云南、广西、四川等省,这部分苗族人最终迁移到越南河江、安沛、老街等省和越南的西北地区。范宏贵对苗族迁移的理论观点与越南学者琳心大致相同。在越南不同地区的苗族对自己祖先来源的地方有不一致的说法实属常态,如在越南河内省的苗族老人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最初居住在中国的四川,后来迁移到云南、广西等地,随后再迁移到越南。

  越南学者琳心,根据越南中央和地方民族委员会的材料以及老街、义安、清化、河江等省和泰苗自治区调查的资料得出结论:越南的苗人都是从中国迁移来的,仅有清化和义安的少数苗人是从老挝迁移来的,而大多数苗人则都来自中国的贵州省。[5]

  琳心认为苗族大规模地迁入越南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 300 多年以前,共约 80 户苗族举家搬迁至越南,其中的姓氏包括江、杨、陆等姓。这一次的迁徙延续了 14-15代人,他们主要生活在越南北部河江省同文县,此县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苗人迁入越南最早的地方。该时期与中国的史料相对照,则恰好与贵州苗人反对“改土归流”斗争失败相对应。第二次移民距今 200 多年持续了 9-10 代人,苗族的此次迁移主要分两路进入越南的河江省和老街省,主要姓氏有崇、武、黄、陆、周、王等姓,人户数在 180 左右。这次迁移是在1776年至1820年贵州苗民起义反对嘉庆和乾隆皇帝的斗争失败后,从中国迁出的。第三次迁移是在距今 100到 140 年间,这次迁徙延续了 6-7 代人。有一万多苗人迁移到越南各地,其中大部分来自贵州,还有一部分来自广西和云南。这个时期苗族的迁徙与苗民响应太平天国反对清政府而举行的起义是相对的。这场斗争从 1840 年一直延续到1868 年。

  二 政治状况

  越南民族成分复杂,人口差异大。其国内的 54 个民族分属南亚语系、马来亚波利尼西亚语系和汉藏语系三大语系。

  主体民族为越族,又称京族,人口大约 6500 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7%.[6]主要分布在中越、越老边境各省,如河江、老街省、莱州省、山萝省等省份。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后,由越南各族人民掀起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包括北方苗族的反抗斗争。这一时期,越南封建统治者称新迁入的苗族人为“蛮人”、“猫族”、“曼人”.即使他们历经迁徙流离之苦来到了新的土地上,依然饱受压迫剥削和战争之苦。他们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好的土地耕种,可是平坝和山谷早被其它的民族占据着,他们只能向更高、更陡的山顶地带寻求土地。

  后来,越南政府为了加强对苗族人的控制,推行了由越人管理的流官制度,强制要求苗族每年按人口无偿服劳役,交租交税并且还要服兵役。为了反对封建统治者和法国的殖民,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战争。如 1886-1897 年,在杨政鸿和杨政荣兄弟的领导下,苗族人民和其他越南少数民族武装反抗法国殖民者侵略北河,但因双方力量悬殊,而且起义队伍缺乏组织性和领导性,最终失败。1889-1991 年,以陶政陆和邓福成为首的苗族人,在黄连山省的文镇、炭渊、刚寨展开反抗法国的斗争。1911 年-1912 年,河宣省同文高原的苗族人在熊宓奖的领导下组织了规模较大的起义。

  1918-1921 年间,居住在越南和老挝边界的苗族人,在巴斋的领导下发动了被法国人所称的“疯人战争”.1922 年,法国被迫设立苗族自治区。通过这些反抗战争,苗族人在越南社会的影响有所增强,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盟和法国都尽力争取苗族站在自己的一边。

  越南苗族人民在抗法、抗日、抗美战争中,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主做了极大的贡献。如自 1940 年起,越盟在苗族人的配合下在苗族地区发展革命组织以及革命武装力量,这些革命组织遍及北件省、河江省、高谅省等苗族居住的地方,这些力量在八月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抗法战争越南北方政权取得胜利后,出于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和所做贡献,1955、1956 年,越北执政者设立了西北苗族自治区和越北自治区。并且培养苗族等少数民族担任自治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自治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有苗族的代表,在政府的指导下,制定出了一套比较符合少数民族特点的行政措施。为了促进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派遣大批的志愿者到苗族和各山区少数民族中工作。1975 年越南南北统一之后,政府对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变化。1976 年开始撤销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对包括苗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进行了重行调整。1979 年,越南宪法中删去了民族自治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可知越南各民族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是导致越南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位于平原地区的越族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定居农业,经济文化相对发达,而且是各个中心城市居民的主体,城市在革新、开放的过程中是发展速度最快、受益最多的地区。然而,高原山区的少数民族从事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山地农业,发展相对落后。苗族社会发展落后和政治投机分子致使苗族人民希望通过群体运动获得应有权利,如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 4 次“苗王”事件,以及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员利用下叫嚣“赫蒙族自立”,建立“赫盟王国”.当然,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我们应当也看到苗族人民政治上仍处于劣势,自己的意图和想法不能得以表达和贯彻,与主体民族相争中总是处于弱势。

  三 社会经济变迁

  越南的苗族和其它东南亚的苗族一样,是一个山地民族,历史上居住于高山上,长期处于迁徙不定的生活状态。

  越南苗族传统经济生产的重要特征:定耕山地和流耕山地,其中又以流耕山地为主。他们按照古代流传下来的经验选择土地,已选好的土地按照共同的规约打一个标记,表示此块土地已有主人了,然后在每年的正月、二月开始开垦新的山地,开垦时,他们大多是用锄头,在一些树木稀疏的地方有时也用犁,由于苗族所耕种的山地石头多,坡度陡,因此苗族的犁可以深犁 15-20 公分。[7]

  越南苗族主要在高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早稻、水稻和土豆等。当然也种植了一些辅助性的农作物,如花生、山地麦、豆类和各种瓜类等。经济农作物有亚麻、黄麻、棉花及油菜等。赫蒙人在农业种植中很少使用肥料,因此土地的肥力遗失快。

  自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越南苗族在经济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状况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首先,越南的苗族由流耕流居向定耕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大约 20 世纪初,在苗族最集中的越南北方地区,采取了植树护林和轮耕制相结合的方式来耕种山地,这一耕作方式促使他们向定耕定居的方向转变。经过 1945 年越南的“八月革命”胜利后,苗族人定耕定居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毒品问题是越南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的罂粟基本已绝迹。但是到了 70 年代,伴随着越美战争进入到了最激烈的时期,曾种植罂粟的老挝苗族疏散到了越南,并对越南本土的苗族产生影响,使部分少数民族也跟着种植鸦片,这一现象让越南已灭绝的鸦片种植又死灰复燃,导致的结果是 1985-1992 年越南鸦片泛滥成灾。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北纬 19°线以北的高寒山区,大约有 13 个省大面积种植鸦片。如河江省是越南的毒品重灾区之一,在 80 年代中期,每年种植罂粟 4563 公顷,罂粟膏收获量达 9400多公斤。由此推算,全越南的鸦片年产量大约是 10 万公斤左右。

  1981 年,越南政府开始推行农业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苗族人民有在自己土地上的耕种权利。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的程度上致使了鸦片的发展,后来经过政府 9 年的努力,鸦片在苗族地区基本不再种了。由于水利工作的加强,苗族人开垦的梯田逐渐增加,定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南苗族人在以往种植鸦片的土地上种上了稻谷、豆类、花生、薯类、玉米等经济作物。

  部分苗人种植了棉花和亚麻,用后者制作裙子,并深受市场的喜爱,进一步改善了经济结构。在家庭养殖业方面,苗族家庭主要养殖水牛、黄牛、马、鸡等。牛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的使用,用来犁田。近年来,苗族家庭养殖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据调查,1999 年,由于赫蒙族大多住在高山上,交通不太方便,马便充当了运输的工具,用来驮东西。每家至少养 5 头猪,有些赫蒙族家庭养的猪达到 12 头。此外,鸡也是最流行家禽,平均每个家庭养 30 至 40 只鸡。总之,近年来,越南赫蒙族在经济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四 福音教产生的影响

  越南宗教种类多样,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教、儒教、道教、佛教、福音教和伊斯兰教等。由于其国内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各宗教之间纵横交错、分野不清也是常态。但就20 世纪以来,福音教无疑是对越南苗族各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一支宗教。

  就历史可知,福音教在越南苗族中的传教方式多种多样:首先,传统的教会直接把传教士派遣到苗族区域传教。

  越南的福音教教士在传教期间会考察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学习和研究苗族的语言,用苗语将《圣经》翻译出来。把苗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与福音教联系在一起。比如把越南文化中尊崇的“天”与福音教教义中的“主”联系在一起。为了使福音教拥有更多的苗族信徒,它的传教活动还伴有苗族的歌舞、篝火和狂欢。其次,通过广播电台进行教义宣传。福音教会主要是采取宣传、运动、拉拢、收买等手段与书报、广播等大众传媒工具相结合的方式向赫蒙人进行渗透。美国和其他西方敌对势力从 1987 年起就资助菲律宾马尼拉的一家名为 FEBC 的广播电台,用赫蒙语广播宣传福音教。[8]

  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大部分的苗族不识字,听广播就成了他们了解外界社会的主要途径,因而利用广播宣传福音教教义在越南苗族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广播电台利用苗族艰苦、贫穷的生活状态,挑拨他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其三,从经济方面进行收买和拉拢。美国及其它基督教组织,打着救济苗族贫困地区的口号通过经济援助来吸引、发展人们入教。同时,越南苗族人的头领与美国政府和其它国家的基督教组织相互勾结,号召苗族人追随苗王,扩宽其居住领土,创建“苗共和国”、“领导其他民族”.这些论调在苗族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动摇了他们对政府和国家原有的信念,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 4 次“苗王”事件;1988-1990年利用广播电台以“苗王”名义宣传末世之说,以此煽动民族情绪骗取钱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势力与苗族首领互相勾结,试图建立独立的“赫蒙(苗)共和国”等。此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苗族与京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一些潜在的矛盾,如果这些民族问题与宗教相结合起来,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将会影响越南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因此,宗教问题势必是越南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GEDDESW R.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The CulturalEcology of the Blue Miao[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76:28.
  [2]恩保羊,沈静芳。法国学者恩保羊谈印度支那半岛的苗族[J].东南亚,1985,(1):42-43.
  [3]秦钦峙,赵维杨。中南半岛民族[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112-113.
  [4]范宏贵。从贵州迁徙到越南的民族[J].贵州民族研究,1988,(4):105.
  [5][越]琳心。苗族的迁徙史及其族称[J].东南亚,1984,(3):46.
  [6]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66.
  [7]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越南北方少数民族(内部资料) [Z].范宏贵,等,译。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藏,1986:276-277.转引自:刘向阳。越南赫蒙族的人口分布及经济变迁[J].红河学院学报,2009,(1)。
  [8][越]梁氏钗。近年来苗王福音教在赫蒙族中渗透的过程[J].历史研究,200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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