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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困境与阶级本质

时间:2019-10-22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宗礼,姜宝莲 本文字数:11631字

  摘    要: 近年来, 西方式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困境意味着它正在从“民主神坛”上跌落下来, 也表明西方式民主仅仅是适应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制度安排, 并不具有普适性。对西方国家而言, 西方式民主虽然出现了现实困境, 但其本身也处在不断调适之中, 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要认清西方式民主的片面性、虚伪性和不彻底性, 绝不照抄照搬西方式民主模式,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关键词: 西方式民主; 国家治理能力弱化; 选举机制失灵;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emerge in the practice of Western democracy which not only means that Western democracy is falling from the altar of democracy, but also shows that Western democracy is only a political system adapting to Wester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s well 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ng the rights and requirements of capitalist class, hence it is of no universality. For Western countries, despite the emergence of realistic difficulties, the Western democracy itself is in the constant adjustment and has strong adapt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one-sidedness, hypocrisy and incompleteness, we can't copy the patterns of Western democracy, but should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Western democracy; weakening of governance capacity; failure of the election mechanism;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西方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是以代议制为根本制度架构,以普选制、议会制、政党制为基本支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却夸大了西方式民主的价值和功能,以至于“冷战”结束以后,福山便宣称“人类历史终结”,西方式自由民主制自此登上“民主神坛”。如今,自诩为民主标杆的西方式民主却陷入了多重困境,无论是在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抑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西方式民主正在从“民主神坛”跌落下来。分析和研究这一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

  苏联解体以后,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普遍认为,西方式民主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已经为整个人类展示了一条普适性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正当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陶醉于自己的一厢情愿之中时,西方式民主却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奉行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遭遇了困境。“拉里·戴蒙德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民主制度在27个国家失灵,当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成熟民主国家已变得愈发功能失调。”[1]经济学人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2]实际上,西方式民主遭遇的困境并不是暂时的功能性失调,它是整个西方式民主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 国家治理能力弱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陷入一种整体性危机,而他们在应对危机时普遍反应较迟缓,措施乏力,这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式民主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问题。正如福山所提出: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相对于国家能力,美国有太多的法律和‘民主’。”[3]429尽管西方式民主国家内部情况各有差异,但却普遍存在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现象,这些现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从而验证了西方式民主所具有的内生性缺陷。
 

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困境与阶级本质
 

  经济发展总体乏力,经济复苏迟缓。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存在增长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因此,全球经济展望令人担忧,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导致这些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近十年 (2008年到2018年) 的平均GDP增长率,远远低于30年 (1980年到2007年) 平均GDP增长率,且未来总体的增长仍会低于以往水平。”[4]

  民主政治乱象频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内部,政治右翼化和民粹主义已经给整个国家造成严重困扰。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事件已经表明这些国家的民粹化趋势明显。经济危机导致疑欧情绪一直弥漫在英国上空,经济问题催生了民众对当局政府的不满,进而演化为政治分裂,最终导致英国“脱欧”事件的发生,整个事件过程彰显了政府的无能和民主的无力。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目前,愤怒、仇恨、不安、焦虑等各种情绪困扰着整个西方社会,一些民众通过暴力袭击、恐怖事件等形式宣泄这些情绪,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从伦敦骚乱、挪威爆炸枪击事件到法国“黄背心”运动,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占领华尔街”到“民主之春”,这些事件充分证明民众的愤懑情绪已经到了接近失控的程度,民众对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最终导致社会撕裂的风险不断加大。

  (二) 不平等状况加剧

  西方式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代议制民主设计的初衷也是希望政治上的竞争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权利平等的真正实现,依赖于公民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处境,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公民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而当下,有大量数据佐证欧美国家经济社会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

  收入分配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1979年,上层0.1%群体的平均收入 (包括资本收益) ‘只是’底层90%群体的平均收入的50多倍,但到了2010年,这一比率却变成了164倍”,从实际税后家庭收入角度分析,1979-2007年间,美国“底层90%收入者的所得仅仅相当于上层0.1%群体所得的1/4。”[5]265-267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早已将穷人和中产阶级抛在身后,美国财富与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并且最富有的人总是享有极大的收入控制权。[6]244-247当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不仅局限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悬殊的现象。

  在财富占有方面:以“向贫困宣战”为主题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2000/2001) 》中显示:“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这一增长并没有能够惠及穷人,这一改革的成就被大打折扣。”[7]1-2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财富分配方面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2007年美国“上层1%人群控制了大约35%的财富。”[5]265与社会上层1%攫取和控制着大量国家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的艰难。斯蒂格利茨分析大量数据后得出结论:美国的贫困差距达到了37%,西班牙达到40%,墨西哥达到38.5%,韩国达到36.6%。[5]15

  由此可见,欧美国家正在扩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会极大地削弱公民真正平等行使权利的能力,使得权利平等徒有形式而乏内容。同时,经济与社会不平等问题历来是社会危机的根源,更是政治冲突的核心。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如果不采取措施,“2053年的美国与2013年的美国相比将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5]17而西方资本逻辑的野蛮生长,使得西方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

  (三) 选举机制失灵

  自熊彼特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诞生以来,民主便逐步被简化为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并进一步化约为选举民主。选举民主意味着只有经由全面普选产生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才有助于实现诸多良好治理目标。然而,伴随西方式民主运行失常的事实,学术界对西方选举机制进行反思性研究表明,这种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从选民的角度分析,处于理性无知和理性偏见状态的选民,很难选出足够多的贤能治理者。布伦南近期研究成果显示,对于追求自利的选民来说,保持一种无知和充满偏见的状态是完全符合他们的理性的,而要期望这样的选民选出称职的代表显然是不现实的。[8]同时,世界各国的平均投票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美国合格公民投票率之低更是扬名海外。2004年美国政治学会特别报告显示,只有一半的人参与了总统选举;且参与总统选举的选民甚至也越来越来自占据最有利地位的美国人。[6]251在西方式代议制民主下,投票是大多数公民参与政治和行使权利的主要形式,当大多数人尤其低收入者游离在选举机制之外,他们无法确保自己各项权利的真正实现。

  从代表的角度分析,西方选举机制很难保证能够选出充分回应人民利益诉求、对人民负责的代表。“代表不能代表民意,成为代议民主挥之不去的困境。”[9]如在英国“脱欧”问题上,70%的国会议员支持留欧,但是,在最终的全民公投当中,却有51.9%的公民主张脱欧,只有48.1%的公民主张留欧。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选民选出代表就是为了代表民意,当代表已不能代表民意时,他们存在的意义何在?更为严重的是,因选民缺乏对代表的有效监督,利益集团会乘机俘获政治。有学者指出,代表与民主联姻并不稳定,代议制民主已经成为“人民自治的替代”[6]83。

  从行政决策的角度分析,西方选举机制难以保证政治精英们会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置于决策首位。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西方式民主,越来越异化为精英政治。选民希望所选代表或领袖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诉求,而在政治实践中,这些政治精英们往往把民主打造成了他们私人利益的战场,资产阶级用代议制民主取代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却也为精英们构造了天堂。

  (四) 西方式民主制度输出失败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输出由来已久,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强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为其后盾,以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为标准左右他国政治发展进程,力图在全球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行为。而整个过程无视非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独特境遇,却盲目高呼西方式民主制度具有“普世光环”,其结果必然导致南橘北枳,事实也证明西方式民主制在中东、中亚、非洲和大部分拉美国家明显水土不服,甚至成为当今世界的乱源。如在非洲和很多南美国家出现的“无效民主”,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等沦为“失败国家”,通过策动“颜色革命”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等。以墨西哥为例,曾以每年6%—7%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瞩目的“墨西哥奇迹”,到1980年跻身到中度发达国家之中。而眼下,墨西哥却与“暴力政治”“毒品猖獗”相连,使得墨西哥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便是墨西哥政府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性循环。罗伯特·D·卡普特猛烈地抨击美国在冷战后对外输出的民主,用繁荣而独裁的新加坡与哥伦比亚、卢旺达及南非等血腥的民主国家相比,认为美国把民主输出到根本不会成功的地方。[10]340

  当今国际祈盼和平与发展,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输出行径,已成为引起国际局部动荡的祸根之一,甚至会阻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众多事实证明,具有普世光环的“好制度”并没有那么美好。

  二、资本逻辑与民主本质的异化

  事实上,对民主的质疑和批判几乎和民主制的历史一样古老。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对雅典由平民直接统治的直接民主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制度违反了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理念,造成城邦秩序和个人灵魂秩序的混乱。即便是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方国家一路凯歌行进之时,对西方式民主的质疑和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从形形色色对西方式民主的批判和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往的各种批判都是针对民主本身的结构和制度设计的,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了民主背后的经济基础,揭示了西方式民主的阶级本质,认清了西方式民主对民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国家形态。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实际上它规定了人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民是国家政权的主体,它体现了人民主权和人民在政治生活中主体地位,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但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是受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必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恩格斯说:“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11]188-189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式民主本质的深刻揭示,对人们认识当代西方式民主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随着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泥潭,在逐步兴起的对西方式民主的反思热潮中,众多西方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对市场与民主之间的悖论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解剖。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中,运用经济学理论深入分析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在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时,不仅无法抵制反而成了这场危机的一部分,这不仅显示出政府放松金融监管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危险性,更暴露了美国政治结构内在的低效、分裂与冲突。所以,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更是一场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这内在的反映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制的深层次悖论。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从资本主义强调财产权和民主强调个人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资本和民主本质上的不兼容性,进而指出“如果个人权利和财产权不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并且如果每一类权利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遵循扩张的逻辑,那么为什么各种冲突的力量并没有简单地引起体系的崩溃?”他们的回答是这“依赖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特定制度的调整”,并列举了欧洲和北美历史上存在的四种模式,即洛克实践、杰斐逊观点、麦迪逊策略和凯恩斯模式。[12]45-46在评价凯恩斯调整时两位学者指出:“归根结底,凯恩斯调整只在权利争斗之中提供暂时的喘息,……它根本没有动手去消除经济特权和民主权利之间的基础性的矛盾,后者已经构成了有关社会冲突和团结的五花八门的偏见,而这种冲突在新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持续扩张了两个多世纪。”[12]82-83蔡美儿同样总结到“先驱的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这种深刻的紧张状态。一般认为,市场会将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民主将权力赋予劳苦大众,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猝发性的剥夺和充公行为。”[10]247

  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是西方式民主制的基因缺陷之一,折射在民主运行的实践中便是资本对民主的掌控、利益集团对政治的俘获。在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的利益起着支配作用,而广大民众的利益则被弱化甚至忽视,这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不可否认的事实。戴维·施韦卡特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列举了金钱控制民主程序的七条渠道后指出,这些方法足以保证资本对民主的全面控制与侵蚀。资本对民主的控制首先体现在资本逻辑的运演促使利益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目标,资本成为一切权力的权力。为了更好地实现增殖,资本俘获了政客、政党和政府,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最终导致“西式民主市场化”“政治私有化”。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因为拥有资本而成为民主的享有者,而广大民众却因缺乏资本而与民主无缘。正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1%所有,1%治理,1%享有》的文章中同样猛烈抨击了利益集团和金融寡头对美国全方位的控制。

  在民主运行的实践中,资本对民主侵蚀还表现为对选举的掌控。斯蒂格利茨指出“越来越多的情况 (尤其在美国) 中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5]序言XIV。数据统计显示,“1968年总统选举中,尼克松和汉弗莱两个阵营竞选费用总额为2 600万美元,到1996年,据‘公职竞选’ (Public Campaign) 组织的估计,当年所有联邦职位竞选的总开支为21亿美元”[14],而2016年美国大选 (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 以高达约69亿美元的竞选支出创历史纪录。总统竞选显然已成为富人之间的游戏。高额的竞选支出使参选者不得不依仗利益集团,政治献金的合法化则为利益集团左右选举,进而影响国家政策,为本阶层攫取利益提供了有效渠道。据披露,2007至2012年期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美国企业的政治花费 (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 与回报的比率高达1:760。[15]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与金融财团、金融寡头因利益而捆绑在一起,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必然要索求回报,特殊利益集团与民选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委托代理关系。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16]331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必将受制于作为经济基础的资本,资本逻辑也就成为导致西方式民主走向没落的最根本的因素。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民主的本质属性是“人民的统治”,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当公民权与财产权发生冲突时,公民权会屈从于财产权,民主会离开公民而沦为市场的仆人。恩格斯就曾指出,现代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7]666这既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同时也是它的困境所在。

  三、个人主义文化基因与民主运行的冲突

  西方式民主深深植根于西方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西方文化的内核,特别是自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个人主义更是成为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个人主义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其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个人权利至上。它既是西方式民主赖以生长的文化基因,又成了造成西方式民主现实困境的基因缺陷。

  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就平等这一政治术语而言,它包括根本平等、形式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作为伦理价值的根本平等和作为权力及资格的形式平等已被广泛认可,但是,针对具有不同禀赋的人的机会平等和事关社会收益的结果平等的争论仍在继续,这种矛盾和争论就隐含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基因之中。

  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权利学说,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社会平等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平等地对待在能力、天赋和智力等方面不平等的人,本身就是对个人自由的损害;同时,结果的平等往往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实现,这可能会导致“大政府”的产生;并且二者相互强化之结果是所谓的“多数暴政”的诞生,从而彻底埋葬个人自由。自由主义是在欧洲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要求抵制国家权力对私人事务的侵害和干预,认为政府本身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不过是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力而人为创造的工具,因此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行使的边界。当资产阶级成功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后,便将自由置于政治价值的首位,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就曾指出,“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18]373而对于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平等为核心理念的民主来说,无疑是被嵌入到了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受到诸多限制和束缚,其目的便是以约束民主来保障自由。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也注定了资本主义的平等是虚假的平等,自由与平等之间内在的矛盾与张力,注定了西方式民主是具有片面性、虚伪性和不彻底性的民主。

  西方式民主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为此就必须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而要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据此,西方式民主设计出了以“三权分立”制度为核心的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并把它作为西方式民主的主要法宝,而如今却问题重重,制衡制度导致的决策困难和“党派之争”引发的利益对抗已经成为西方式民主难以治疗的顽疾。

  制衡制度导致决策困难。近代分权奠基人洛克的理论经孟德斯鸠完善之后通过美国的宪法设计首次变成实践。着名丹麦学者莫恩斯·赫尔曼·汉森认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架构的基石,但需注意的是,在民主实践中这一学说已经被大大的修正了,所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已“成为理解现代民主结构的障碍而非助力”,“职能细分成立法、行政与司法,这在理论上是清晰的,但在实践中却不起作用。”[19]着名学者福山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中也指出,美国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权力过大而导致行政权力受损,由此引发政府能力上的“既不连贯又效率低下”,甚至认为目前美国政府的问题根源于政府与约束政府的各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20]制衡制度导致决策低效化已深深地困扰西方民主国家,如美国因预算拨款案无法获得国会批准,政府因没钱可花而面临的“政府关门危机”;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对修建高铁信誓旦旦,而执政八年却寸铁未成等等。

  “党派之争”引发利益对抗。“党派之争”甚至“党派恶斗”结果之一便是形成合力困难,难以达成共识。西方多党竞争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通过政党竞争和在野党的监督来促使执政党更好地治国理政。但是,多党制实际上是把一个社会统一体人为地分割成无数个利益团体,然后试图通过政党来进行整合。而事实上各大党派立足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将各自的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上。同时,各大党派对执政权的争夺,注定彼此之间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将渐行渐远,掣肘对立,相互否决。其后果是贻误了国家发展时机,损害了国民福祉。有学者就指出,多党制存在着诸多弊端,如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内耗、政府施政效率的低下、容易滋生腐败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进而导致社会分解等等。[21]可见,西方多党制这一政治制度设计问题重重,与民主初衷已渐行渐远。

  四、几点启示

  很显然,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还是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都一致看到了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并对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但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从制度运行层面进行研究,虽然也不乏深刻的洞见,但囿于其价值立场,他们很难看清西方式民主的片面性、虚伪性和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则深刻地分析了西方式民主的阶级本质,揭露了西方式民主的内在困境。

  首先,西方式民主是基于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适应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并不具有普适性价值。西方式民主是西方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文化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到古罗马的混合政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确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西方式民主的发展既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也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其中,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民主发展的最新阶段,体现了资产阶级本身追求自由、平等的内在要求,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7]364西方式民主无论再怎样变换形式,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它就不能改变其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属性。西方式民主还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上的民主形式,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政治制度安排,其从根上说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如果脱离了西方式民主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和经济社会基础,把它看成是适应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政治制度安排,如果不是对历史无知的表现,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别有用心。曾经风行一时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曾经给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规划了一条通往西方式民主的发展道路,一些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曾对此奉为圭臬,但今天看,这种简单的移植和照搬,不仅没有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自由和民主,相反,却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政局动荡、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的现实困境。这充分说明,西方式民主本身就带有先天性的基因缺陷,并不能推广至所有国家和民族。

  其次,西方式民主虽然遇到了现实困境,但由此就断定西方式民主已经失败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西方式民主依然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较强的适应性。面对西方式民主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治理失效、选举乱象、金钱操控、效率低下等弊端,西方学者和中国一些学者都进行了分析批评。但如果由此就得出西方式民主已经失败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式民主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发展而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从目前看仍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式民主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它仍然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应该看到,正是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选举民主的弊端,才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进一步完善了西方式民主的运作方式;正是因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式民主治理失效的弊端,才提出和实施了强化行政权力的主张。可见,西方式民主依然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那种认为西方式民主已经失败的观点,实际上低估了西方式民主的自我调适能力。因此,必须认识到,与西方式民主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任何盲目乐观的思想和情绪都是要不得的。

  再次,民主政治的真谛在于人民当家做主,只有不断地逼近或实现这一真谛,才是民主政治摆脱其现实困境的根本出路。西方式民主的真正困境实际上是受资本逻辑的驱动,西方式民主在演进过程中越来越背离了民主政治的真谛,是西方民主先天的基因缺陷而形成的民主理念与民主实际运行的悖论所导致的。它的根本缺陷在于人民在形式上有权利,而实际上不能真实享有权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的参与权利,”[22]293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的民主。况且,人民在投票时也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而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式民主的困境并不是简单的制度设计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制度运行问题,它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要摆脱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中是做不到的,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是西方式民主摆脱其现实困境的根本途径。这也昭示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守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核心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用制度体系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让全体人民依法享有管理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真实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最后,必须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人都对西方民主存在着一种顶礼膜拜的现象,试图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但从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和人们对西方式民主的批判中可以看到,西方式民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22]286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式民主,不仅会水土不服,甚至会葬送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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