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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权利的独特应用与社会影响

时间:2020-11-04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 本文字数:12939字
作者:高斯扬,程恩富 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摘    要: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技术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美国进入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技术权力是这一时代的独特标志。这一技术权力产生于智能系统占有行为剩余的活动,通过数字平台组织的动态不完全竞争扩展,入侵个体的现实生活。它的独特应用是个体生命政治,即通过控制信息文本规训个体的认知、行动和情感,将个体的自由转换为工具主义的必然。它的社会影响是“大他者”,即以剥夺循环、政治引导和文化牧领为特征的极端社会管理权力。反思监控资本主义视阈下的技术权力,应警惕技术的政治属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创新,应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关键词: 监控资本主义; 技术权力; 占有行为剩余; 生命政治生产; 大他者;

  Abstract: After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telligent and network technology made the U.S. enter the era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technological power is the unique sign of this era. This technological power comes from the activities that occupy the surplus behavior, and invades the real life of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incomplete competing expans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The uniqu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ical power is individual biopolitics, that is, the necessity of transforming individual freedom into instrumentalism by controlling information text, regulating individual cognition, action and emotion. And its social impact is the big other, that is, extreme social management characterized by deprivation of circulation, political guidance and cultural herding. All these show that we should be alert to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echn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hould take the socialist system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and adhere to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Keyword: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echnological Power; Occupy the Surplus of Behavior; Biopolitics; The Big Other;

  “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往往会重组。”[1](P.40)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技术使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系列新的变化。针对以上变化,与乐观看待数字技术经济模式的“创造性资本主义”1“互惠资本主义”[2](P.14)观点不同,祖波夫教授(S.Zuboff)提出“监控资本主义”2观点。2019年,她出版《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新的权力边界上为人类未来而战》,再次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她指出,2008年后美国通过谷歌、脸书、微软、苹果、亚马逊等数字平台组织,运用数字智能技术,通过占有个体的行为剩余进行资本生产,并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压制性权力。这种权力,一方面通过对现实个体行为的跟踪、解析、挖掘和条件反射来规训个体,使其为资本增殖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智能网络设备、普遍计算架构和自动化媒介,以工具化的方式重构了不平等的社会经济规则、政治决策和观念形态,成为一个“权力反常结合的结果”[3](P.56),即大他者(the Big Other)。

  一、技术权力的产生:占有行为剩余的资本主义智能系统

  技术在《监控资本主义》中,指的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学习等为代表的,由互联网公司开发用于经济行为的智能系统。这一系统产生的经济学背景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学拓展秩序和有限理性观点,社会学背景是凯文·凯利的生命逻辑演化观点。祖波夫认为,传统工业社会是基于机械逻辑,而监控社会则是基于数据自动化,即将所有运作还原为二进制数据,通过可传播与存储的计算机数据建立连接,形成数据网络。这使得数据网络从平台到平台、从数据库到数据库,构成了一个具有组织结构的智能系统。这一智能系统在创造之初曾承诺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历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支配性实践的回归”[4](P.249)。受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的制约,这一系统仍是资本积累的工具。甚至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智能系统通过占有人类行为剩余而不断递归学习,发展出了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行动的能力,即技术权力。这一权力产生于数字平台组织占有行为剩余的活动,通过动态不完全竞争扩展,并最终入侵个体的现实生活。
 

技术权利的独特应用与社会影响
 

  (一)技术权力产生于占有行为剩余的活动

  把行为剩余作为劳动对象进行商品生产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行为剩余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数据(data)3,产生于20世纪末的互联网时代,是人类网络活动的数据物化表现,如点击量、搜索量等。这些数据最初只是被网站收集,改进产品或提升服务,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但随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系统通过强大的算法功能,不仅以建模的方式有效把握了人类行为的特点,而且通过递归学习对人类行为产生精准有效的预测。

  “通过宣扬广告精准发放用买家竞价的模式将这些数据售出”[5]的商业行为是占有行为剩余。它通过两个步骤得以实现。第一,智能系统通过保存个体网络的经济活动、挖掘个体的数字感应器信息(如智能手机提供的定位等)、入侵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库(银行、医疗、信用的相关内容)及收集用户在网络上留下的“日常操作”(如谷歌搜索、邮件、文字资料、音乐、照片,甚至包括每一次点击和拼错的单词),运用云计算将行为剩余数据化、累积加工来实现其价值生产。第二,由于算法产品能够精准定位消费目标受众,有效影响用户消费行为,因此数字平台组织将算法产品通过竞价广告的形式出售。算法产品不仅成为各大公司竞相购买的商品,而且成为谷歌、微软、脸书和苹果公司盈利的新手段。事实上,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数据即财富,而数字平台组织为了占有更多数据,便投入资金、提高技术。同时,技术的提高也进一步扩大了数字平台组织占有人类行为剩余的规模。这一过程使得“不断增长的机器智能和越来越多的行为剩余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积累逻辑的基础”[3](P.72)。

  (二)数字平台组织之间的动态不完全竞争导致垄断智能系统的产生

  数字平台组织是推动技术权力从网络扩展至社会的力量。数字平台组织是指“那些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并依赖数字平台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型企业组织”[6]。2019年9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占据市值总数三分之二的七个超级数字平台组织中前五名都来自美国,它们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这些数字平台组织通过动态不完全竞争,改变了智能系统占有行为剩余的生产组织形态。而生产组织形态的改变又进一步扩大了大数字平台组织占有行为剩余的深度和范围,使“新的数字改造手段和新的经济目标的融合产生了创造和垄断这些新形式盈余的全新技术”[3](P.281),即具有超级整合能力的垄断智能系统。

  数字平台组织对智能系统的推动作用,首先来自对非数字平台组织的支配。通过支配,数字平台组织将原有的产业和产业活动组织整合纳入了占有行为剩余的运行逻辑。最初,数字平台组织并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但由于数字平台组织控制了物质生产和交换所需要的更加精确的“数据潜在生产力”(如上文提到的占有人类行为剩余所生产的数字商品),因此进行具体生产活动的非数字平台组织需要依赖数字平台组织展开生产活动,如美国的亚马逊平台允许世界各地的卖家在网站上营销商品,世界各地的买家也可以通过网上检索购买。在这一活动中,数字平台组织的智能系统进入非平台领域,如亚马逊平台运用一系列运营分析工具,分析大规模的用户真实评价,提炼出了用户的核心需要,实现了“产品的具体化分析与研发”[6]。这使得数字平台组织支配了非数字平台组织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扩大了数字平台智能系统占有行为剩余的范围。

  进一步分析,大数字平台组织通过技术优势控制小数字平台组织,使智能系统技术不断更新。大数字平台组织是指具有提供基础算力和数据存储的平台组织,它们通常处于平台组织的最底层,提供的是基础的数据代码和巨大的数据存储空间,如苹果的IOS操作系统。而小数字平台组织指的是提供各类型开发工具和提供实际应用软件的平台组织,它们通常处于平台组织的中上层,直接面对用户的精确分类需要,如苹果商店(iTunes)中提供下载的软件(小平台组织)。大数字平台对小数字平台具有嵌套层级结构的控制关系。一方面大数字平台为小数字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环境,而小数字平台为大数字平台提供满足用户精确分类需要的新技术和分类数据;另一方面大数字平台由于其数据体量,“往往难以迅速开发和应对新的社会需要、革新技术和组织”[6],而小数字平台组织直接面对客户具有创新动力,因此大数字平台常会通过投资和收购具有一定规模的小数字平台来满足社会需要,进行技术更新。

  最终,大数字平台组织通过垄断竞争,发展出具有超级整合能力的垄断智能系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即便大数字平台组织具有先发优势,在垄断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要想保持竞争力,大数字平台组织就必须不断发展占有行为剩余的能力。正如施密特和科恩(Eric Schmidt, Jared Cohen, 2014)在《新数字时代》中指出的,“除了生物病毒,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这些技术平台那样快速、高效和积极地扩展”[7](PP.9~10)。在大数字平台组织垄断竞争作用下,整合了人类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领域、满足用户精确需要、不断迭代更新的垄断智能系统出现了。

  (三)垄断智能系统入侵了个体的现实生活

  “入侵是指当剥夺行为剩余的操作依赖于它(垄断智能系统)的虚拟能力从日常生活中非市场空间绑架行为剩余。”[3](P.139)垄断智能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相互配合的智能数码物,一方面构建起一条从“网络世界—物理世界—个体的社会日常生活—个体的身体和精神自我”[3](P.136)的入侵路线;另一方面,它重组了个体的现实关系,使个体成为数据网格中被宰制的“物”。

  与最初占有行为剩余的智能系统相比,垄断智能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迭代学习,运用越来越多的智能数码物4和精确分类的智能软件占有个体的生活。同时,这些数码物也通过入侵个体的现实生活、行为习惯,甚至入侵个体的生物特征信息,用数据化的方式把握人的内心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智能垄断系统“不再与社会经济系统相分离,而是有着聚集并综合它全部功能的能力”[8](P.24)。它一方面链接起了个体的网络世界、物理世界、日常生活和生理心理因素,另一方面它以技术的强制形式重塑了个体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成为个体无法选择亦无法逃避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垄断智能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按照自身算法逻辑,重新建立与协商同其他物体、系统和用户在缔合环境中的关系。垄断智能系统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人口都被登记在许多相互重叠的技术网络中,每一个网络都是由模仿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分级管理机构组织起来的”[9]。在这一网络中,个体“只能依附于这个网络,适应它,参与其中;网络支配并封闭个体的行为,甚至主宰每一个技术组合”[8](P.24)。这也就是说,个体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只有能够被算法整合的部分才是在智能网络中存在的,反之则不存在。这意味着,被专家和精英掌握的算法是普通个体无法知晓的,单边的、具有不平等权力的“超级控制技术(即所谓的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取代社会系统”[10](P.16)产生。基于此,祖波夫指出,今天的美国在“前所未有的权力不对称的控制下”[3](P.180),社会整体受到了威胁。

  二、技术权力的独特应用:个体的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生产原指“表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并主要运用于个体”[11](P.23)的权力技术。它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是指“以数据收集和智能分析等算法治理为基础,能够对诸多个体进行精准治理”[12]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垄断智能系统通过控制了个体信息文本,一方面按照资本增殖逻辑规训个体的认知、行为和情感,另一方面把个体的自由转换为工具主义的必然。

  (一)针对个体的信息文本控制

  精准把握和塑造个体是监控资本主义技术权力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控制个体信息5文本。从编程的角度来看,信息文本是一些能够表达个体身份的基础数据集。这种数据集有两种存在形式,即公开和隐藏(Ghost)。公开的信息文本是指数字平台组织释放出的面向公众的可视文本。这一文本被数字平台组织以匿名化的方式呈现,并被强调是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经济高效发展和社会民主的公共力量。但实质上,因其在本质上与监控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逻辑相违背,所以是不可能的。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数据(data)的真实、全体和量化是这一时代最令人满意的特性,人们对数据商业价值的预估和信任都基于此。这使得,即便数字平台组织在收集之前征得了个人的同意且对征得数据做出了匿名处理,但是随着数字平台组织掌握数据总量和种类的增多,数据内容的交叉检验以及算力的不断提升,数据二次利用中的去匿名化和对个体的精准描绘也是不可避免的6。可以说,真实、全面的个体数据集才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数据资本增殖的基础7。因此,如果严格遵守数据匿名,只会使这一增殖基础发生动摇,甚至消灭数据资本增殖的生存环境。所以,符合监控资本主义的数据资本增殖逻辑的隐藏信息文本便会出现。

  隐藏信息文本是监控资本家私有、用以实现其资本增殖目标的数据集。监控资本家运用垄断智能系统,根据其所掌握的隐藏个体信息文本,通过二次提取创建个体数据模型,进行“微目标锁定(microtargeting)”。同时,监控资本家运用垄断监控系统的奖励或处罚机制,如用打折、处罚、故障来测试这一模型的有效程度,实现对个体进行“一对一市场营销”(one-to-one marketing)。这一“建模—检验—修改”过程,不仅帮助垄断智能系统掌控个体行为,而且使得“个体信息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执行行为标准。信息处理正在发展成为旨在塑造和调整个人行为的长期操纵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13](P.710)。

  (二)按照资本增殖逻辑规训个体

  垄断智能系统对个体生命政治生产的第二步,是按照资本增殖逻辑规训个体的认知、行为和情感。认知、行为、情感被认为是规定人之为人的核心范畴。但这些范畴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被垄断智能系统的技术权力分别重塑。

  就认知而言,垄断智能系统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重构了构成个体认知的感性能力和知性能力。康德指出,人的认知由感性和知性两方面构成。其中,感性对应的是分析,它处理杂多的现象;而知性对应的是综合,它处理范畴。然而,垄断智能系统,一方面以大数据分析方式超越了人的有限感性分析,发展出一种“数据全知”[3](P.181)的分析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构建了一种全样本的总体采集框架,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长久以来困扰个体感知的“种族”和“洞穴”假象。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整合了人的知性范畴。尽管美国哲学家佛笃(Jerry Fodor,2000)论证了人工智能神经元网络还不能够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人类认知架构8,但智能垄断系统运用信息技术将人类的经验、知识编程化,“编程化过程就是外在化过程和人的智性经验本身的人为再生产”[10](P.94)。它不仅“构建一种建立在第三持存积累之上的知识”,而且使人的知性“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交流的技术载体,这便导致了‘知识相对于知者’的外移”[14](P.124)。这意味着,在人的知性综合能力与信息系统产生交互作用中,“康德所说的知性已经被自动化,并被自动化为依托算法的分析权力”[10](P.94)。即便目前尚未出现能够自主从事创造性劳动的通用人工体(AGI),但人的知性综合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垄断智能系统整合,而整合的结果是,个体失去了自主认知的条件和环境并进一步丧失了自主认知的能力。

  就行动而言,垄断智能系统运用智能物联网的传感器(如搭载了智能芯片和系统的智能手机、手表、眼镜、汽车、家居用品等),通过调整、引领和条件反射引导个体消费。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环境和强化,那么我们完全可能通过改变环境与运用各种强化手段来改造和控制人的行为[15](P.5)。而基于以上思路的垄断智能系统运用智能传感器,通过改变个体附身数据环境来诱使消费。其中,第一阶段是调整(conditioning)。调整是指垄断智能系统通过智能执行器的暗示、提醒,来操纵个体的潜意识。如智能手表、智能手机上弹出的某些需要您点击的不知名的页面,无法回避的升级操作等。这些操作都可以起到转移个体的注意力并迫使某一特定内容进入注意范围。第二阶段是引领(herding)。引领是指“远程协调人的处境,引导其沿着一条接近确定性的高概率路径移动行为”[3](P.251)。如前所述,占有了个体全部信息文本的垄断智能系统,可以围绕一个特定的目标对信息进行建模预测,同时也可以使用智能执行器来“检验—修改”以上模型。如用户在手机App中不断弹出的推送和提示,这些都通过精确设计的路线指向具体的消费活动。第三阶段就是把这种消费活动通过“条件反射”加以固定。垄断智能系统运用相互关联的数码物,通过奖励、认可或表扬用户,激励用户产生特定行为并使这种行为获得支配地位(正强化);通过提醒用户减少某些行动,可以消除一定的风险,使用户降低、甚至自动消灭某种行动(负强化);甚至通过控制用户行为,如不能升级就不能使用,不按照规定执行就无法进入界面的方式,终止用户的某项行为(惩罚)。最终,智能垄断系统运用以上步骤来引导用户的消费行为。这正如祖波夫所认为的,“不可能想象没有行为修改与自动化应用技术手段结合的监控资本主义”[3](P.279)。

  就情感而言,垄断智能系统通过控制个体的共情(Empathy)来实现其经济目标。共情是人看到并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它使人更容易体验他人的快乐和痛苦,是人维系社会关系和情感依恋的关键。然而,监控资本主义垄断智能系统利用用户的共情易受社会影响的特点,通过创造激励条件并作用于个体进行消费,通过监控用户精准推送广告,通过创造激励条件来引导用户,通过挖掘用户的情感需求创造精确分类的情感社区、强化个体认同、引导消费。研究证明,“即使是对他们(用户)相对最小的操作也有着可测量的效果”[16],而这些效果被监控资本家利用,成为了新的逐利工具。

  (三)将个体的自由转换为工具主义的必然

  垄断智能系统技术权力对个体最为深入的影响,是将个体的自由潜在地替换为工具主义的必然。自由是美国个体最为珍视的价值,它在积极的意义上表现为“主体在各种选择方案中选择他自己的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力量”[17](P.395)。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强调的是自主。而垄断智能系统的工具主义必然强调的是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充分且有效的关系。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个体看似拥有自主,实则只能拥有被智能垄断系统操控的必然。这是因为,个体的认知自主被垄断智能系统潜在替换为“数字全知”和信息系统主导;行动自主被潜在替换为行为主义的消费规则;情感自主被潜在替换为消费主义的情感依赖。这意味着,个体从自律走向他律,成为了被技术逻辑主导下的人。马尔库塞曾以“单向度的人”来说明现代工业体系对现实个人自由价值的否定,而这一否定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被垄断智能系统新的工具主义价值所内化。这种内化更为可怕,因为“信息和通讯的技术机器运行于人类的主体性的中心,不仅运行于人类的记忆、智能的深处,而且也运行于人类的感性、感受和无意识幻想的深处”[18](P.4)。它“使市场成为外在化即进化的唯一标准来源”[10](P.17)。

  三、技术权力的社会影响:“大他者”

  垄断智能系统的技术权力在资本增殖的推动下,重构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祖波夫将这种重构社会整体的技术权力称为“大他者”。“大他者”是以剥夺循环、政治引导和与文化牧领为特征的极端社会管理力量。

  (一)剥夺循环加深了技术权力在生产领域的异化

  与传统的技术权力相比,剥夺循环是垄断智能系统技术权力的新特征。剥夺循环是指对数据进行连续占有和不断挖掘的生产过程。它一方面保障了数据生产起点和消费终点之间的首尾相接,另一方面保障了数据资本剥削的持续进行。

  从数据资本的生产角度看,入侵是剥夺循环产生的起点。垄断智能系统通过入侵,占有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通过大脑、话语、手表现出来的经验信息。而这些经验信息在成为数据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同时,人们的大脑、话语、手则成为了不自觉的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曾以脸书为例,指出在数字劳动中,以数字技术为终端的大脑活动、人们的经验活动和社交活动等非物质无酬劳动生产出了新的使用价值9。这意味着,人们在非物质领域生产的无酬劳动(如用智能App跑步、听歌、看小说)中,即便并未形成雇佣关系,“但他们仍然要受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19]。这意味着,监控资本主义技术权力异化不断向非物质生产领域纵深扩展。然而,为了让数据资本剥削持续进行,垄断智能系统以一种进步形象和充满希望的说辞,利用现行政策的管理模糊地带,培养人们与之适应的生活行为习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没有明确的权威管理,一方面人们会以某种同意和顺从来对待入侵,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对垄断智能系统的便利产生依赖。这使得,即便爆出垄断智能系统的负面新闻,人们对其产生厌恶,但却不能真正放弃使用它。而这时只要监控资本家利用用户反馈,设想出新的修辞和方法,使有争议的业务重新定向,完成迭代,新的产品就会继续扩大占有行为剩余的生产条件,推进数据经济生产,实现剥夺循环。正如祖波夫所言,剥夺循环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商业的特点。它运用垄断智能系统,以周期性的方式不断蚕食着人们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使人们进入了一切数据皆资本的生产中。

  (二)政治引导管控了公众的政治生活

  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相结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贯特点。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垄断智能系统的技术权力通过在政治领域制造公众思想独立假象和信息困境,实施对公众的精准影响。

  思想独立是美国公众进行政治活动的核心原则。美国公众认为,“假如个体的思想是独立的且不受操纵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关键社会制度(总统、国会、司法部门等)将不敢、甚至不能欺骗公众”[20](P.75)。但对此美国从来就无法真正实现,当今与政治结合的垄断智能系统的技术控制证明这种想法实属空想。政治家通过与监控资本家联合,一方面通过严格管控,使公众看到的材料都是被垄断智能系统过滤的信息,如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另一方面通过柔性规训,如大数据指导下的政治公关,“假如它是一次成功的公关,没有人会意识到它作为公关行为的本质。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互联网是种好的、慈善的力量”[21](P.246)。在这个意义上,在监控资本主义政治领域,公众的思想被垄断智能系统所掌控。

  而掌控公众思想的目的是实现政治操控。公众的信息困境是垄断智能系统制造的,它使公众只能被动接受传播观点而产生无法思考的状态。互联网新媒体机构的增多确实给公众带来了多元的政治观点和观点之间相互竞争的感受,但事实上这只是为资本服务的垄断智能系统在政治领域发展出的一种新的监控手段而已。一方面,被垄断智能系统过滤的新媒体信息呈现原子化、部门化的特点,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淹没了公众,使其思考碎片,无法拥有判断信息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社会观;另一方面,信息的实时传递、快速流动使公众没有时间反思,他们忙于接收和追逐信息,很难停下来深入地思考。这使得看似多元、中立和相互交锋的政治观点,实际上只是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手段,而这“构成一项意在为确保接受者的政治被动性而创建之技术的形式特性”[3](P.138)。

  最终,丧失了独立思考并陷入信息困境的公众成为政治领域精准实施影响的目标。精准影响是指政治精英或政府部门,通过垄断智能系统操纵大众的公共关系和广告技巧来推动个体行为的活动。其突出的例证就是2008年、2012年和2016年美国的总统选举。Daniel Kreiss和Philip Howard研究指出,2008年奥巴马竞选团队“从脸书等第三方社交媒体网站的使用中收集的大量在线行为和关系数据”[22],被用来建模、测试和预测,使得“我们知道……人们在做出决定之前会投谁的票”[23](P.271)。2012年大选,奥巴马团队运用脸书数据进行分析建模并根据智能系统计算出的“说服分数”实施精准行动。[24]而近年的“剑桥分析”事件显示,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未经允许,从5000万脸书用户中收集数据并将它们用于政治广告从而影响了选举结果。

  事实上,垄断智能系统在政治领域极端的技术权力,暴露出当代美国自由民主政治背后的技术操控性质。但由于技术权力操控的科学性,这种权力变得更加隐秘和不可察觉。

  (三)文化牧领使观念管理成为现实

  垄断智能系统技术权力在文化领域是以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表现出来的。牧领权力本指“上帝如同牧羊人带领羊群那样带领民众,上帝施加于世人的权力如同牧羊人施加于羊群那般起着带领的作用”。而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权力是指一种新的数字文化治理技术,即监控资本家及其社会各界代理人运用垄断智能系统运用技术的符号逻辑,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对公众实施的观念管理。

  从客体方面来看,垄断智能系统以工具主义原则渗入各种数字文化产品之中。这些文化产品不仅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传播监控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的载体。它们以技术认可的能指符号“生产和传递意指与本意,并因此逃离了语言学特有的公理系统”[18](P.5)。这些与技术融合的能指符号规定了社会领域内人们的思想内容。

  从主体方面来看,主体不仅通过技术认可的能指符号为中介进行自我叙述,而且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主体间的相互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自我表达和沟通实践同时也是垄断智能系统进行认可的技术过程。这一过程从观念治理的角度来说,垄断智能系统作为规则的制定者,不仅通过规范性管理方式,使人们相信他们在利用智能系统时做出的选择是自主所为,而且人的观念通过与技术结合,使人们成为了自愿且有能力进行自我治理的主体。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领域成为了技术的殖民地,并且“技术的变革迫使我们考虑一种有关主体性的普遍化的与化约论同质化的趋向”[18](P.5)。

  以上智能垄断系统技术权力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表现,使祖波夫认为当今美国的智能垄断系统已经发展出一种全面管理个人和社会的极端能力,即大他者。这种力量不仅使美国的自由民主之梦化为泡影,而且使整个社会都被绑架在资本逐利及其政治等相关领域的混乱无序中。

  结语

  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但这种发展背后的当代美国社会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数字技术权力为私人资本服务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驱动力,而社会主义制度是其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25]这意味着,我们要“积极扬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技术权力。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应“推动完善适用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同年5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信发[2020]67号),提出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促进工业数据汇聚共享、深化数据融合创新、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加强数据安全管理,着力打造资源富集、应用繁荣、产业进步、治理有序的工业大数据生态体系”。这系列文件背后彰显的是我国科技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唯有基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从国家层面对科技创新和应用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各类数据资源,保障个体权益,才能跳出私人资本逐利陷阱,真正保障社会的安全和推动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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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迈克斯韦尔.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M].张志华,译.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1]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M].翟秀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2]Daniel Kreiss,Philip N.Howard.New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Privacy:Lessons from the First U.S.Presidential Race in the Web 2.0 Er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5).
  [23]Sasha Issenberg.The Victory Lab:The Secret Science of Winning Campaigns[M].New York:Crown,2012.
  [24]Jim Rutenberg.Data You Can Believe In:The Obama Campaign's Digital Masterminds Cash In[N].New York Times,2013-06-20.
  [25]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11-18.

  注释

  1由比尔·盖茨2008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指通过技术的突破,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非共享性”和逐利价值观,从而让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参见迈克尔·金斯利《创造性资本主义破解市场经济悖论》,孟凡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页。
  2国内对“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翻译尚未统一。具体翻译有“监视资本主义”,强调“无处不在的监控是大公司的核心计划”,参见文森特·莫斯可《监视资本主义下的互联网发展史》,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0期;“监视型资本主义”强调“大数据运用为特征”以实现资本巨额盈利的资本主生产方式,参见《大数据与监视型资本主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本文按照祖波夫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的内容,即强调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是以数字垄断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占有个人行为剩余进行数字生产,实现资本增殖并造成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权力极度不平等和对个体和社会秩序监控的资本主义社会新形态的含义,将其翻译为“监控资本主义”。参见Shoshana Zuboff,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The Fight for Human Future at New Frontier of Power,Public Affairs,2019,P.497。
  3数据是“以0和1二进制单元表示的信息”,“是以适合通信、解释或处理的形式表现得可复译的信息”。参见罗伯特·赫里安《批判区块链》,王延川、郭明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
  4数码物是搭载了数字芯片“将自身置于数码环境中展示其存在方式”的物体。“数码物包含数据、元数据、‘本体’以及其他处于语法化进程中的形式,他们就此以相互关系与其他物体共同编织成数码环境”,并“将人类用户融入其中”。参见徐煜《论数码物的存在》,李婉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5~95页。
  5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信息是“特定具有特定含义的关于特定对象(例如事实、事件、事物,过程或想法,包括概念)的知识”。参见罗伯特·赫里安《批判区块链》,王延川、郭明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
  6参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6页。
  7参见罗伯特·赫里安《批判区块链》,王延川、郭明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8参见J.Fodor,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Computational Psychology,MIT Press,2000。
  9参见Fuchs C.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Routledge,2013,P.249。

  原文出处:高斯扬,程恩富.监控资本主义视阈下的技术权力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41(04):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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