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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四位一体”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

时间:2014-02-28 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思想政治论文 本文字数:9777字

论文摘要

  共同体是传统乡村社会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移中,最基本的变动是共同体的解体。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持续的社会分化使得以契约机制为基础的有机社会逐渐形成,个人自由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张力凸显,集体意识对个人的控制逐渐减弱,信任、认同、忠诚等情感持续弱化,共同的认同和归属逐渐趋于瓦解。“共同体一旦‘解体',她就不能像凤凰涅盘一样再次被整合为一体”.随着现代性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乡村也正经历着一场社会结构裂变,即传统伦理道德维系逐渐消失,乡土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图式逐渐变更,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和疏离化,村落和家族共同体作用逐渐弱化,村民在社会行为中越来越凸显工具性,其精神皈依陷入迷茫和矛盾状态。乡村往何处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具体的大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探讨新型乡村共同体重建的可能性与途径,以实现乡村社会的整合,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共同体的重建

  何以可能在近代西方从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型背景下,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阐述了人类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即“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团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它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具有情感性、同质性特点;社会则特指经历了深刻转型的“现代社会”,它建立在外在利益合理的基础上,人们的社会联系以契约、交换与计算作为基本形式,具有理性化、异质性特点。

  滕尼斯以一种无限痛惜的语调揭示了共同体日渐衰落的无可挽回的命运。比起滕尼斯的悲观,涂尔干对于社会的大转型、大变动则表现出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传统共同体的解体无疑为新的社会团结和新的共同体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契机。涂尔干用集体意识解释社会团结,“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使社会连接类型从“机械团结”(传统社会)变为“有机团结”(现代社会)。在“机械团结”中,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信仰组成,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有机团结”则是基于功能上的耦合而连接起来的社会,“个人之所以依赖于社会,是因为它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社会连接类型的转变会带来“反常的分工形态”,这不仅不会带来新的团结,反而会造成一系列“失范”现象,个体日渐体会到孤独、寂寞与彷徨,因而迫切需要以一种新型社会机制实现新的整合。这种新型社会机制即法人团体。法人团体由相同职业的人组成,以道德为基础和纽带,其观念、感情和利益具有相当一致性,并能提供一系列集体生活,整合社会生活所必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助于集体归属感的培育和发展,促进社会层面的整合与团结,因而成为拒绝社会失范的“总体性团结机制”.滕尼斯和涂尔干从宏观层面出发,分析了现代性浸染下的整体社会。与之相对,米德则提出交流与沟通、传播与协作是基本的人际互动过程,呼吁人们应更加注重深层次的情感互动,从微观层面阐述了重构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

  米德把自我的产生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即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扮演他人角色,从而获得自我,并使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正是因为扮演他人角色,采择、整合他人态度,人们在互动中的合作行为才变得可能。同时,只有当个体采取了他所从属的那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合作性社会活动中的一整套态度时,他才能发展出一个完整的自我。涵盖人类全部群体生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合作行为的集合。个体之间任何形式的交往,首先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而且依赖于这种合作。正是由于交往的双向性与合作性,才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所有参与者共享的空间,使人们能够与具有不同个性、处于不同境遇的任何其他个体一起,进入同一个社会过程,从而形成共同体。与米德同属美国实用主义阵营的杜威希望用传统社群主义来纠正现代社会自由主义之偏,试图重建一种新型的共同体。他批判了现代社会原子式个人主义,肯定了作为关系性自我存在的重要性。杜威认为,人类个体天生是社会性的动物,对这样的社会动物而言,共同体是自然的和必要的,因为,人们需要群体而变成为人,需要在共同体中发展人性和个性。由于“学会成为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共同体也是恒久需要的。杜威力图将社群主义的集体情感与自由主义的个性自由整合起来。他认为,没有共享的集体情感和价值,共同体就不成其为一个共同体;而“牺牲个体性,其成员自身没有得到发展的共同体将是一个贫乏的共同体”.共同体同时应当包含着视角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如此,参与共同体的成员才可能拥有更多样化和更丰富的经验。

  进入当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并没有改变的趋势,享受着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性独立与自由的人们感到的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与无助,一种灵魂的无所依托与绝望、空虚。这激起一些学者更加深切地关注共同体重建的问题。当代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共同体的本质是彰显一种安全、愉悦和令人神往的满足感,“是一个’温馨‘的地方……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鲍曼认为,现代社会消除人们对传统共同体怀念的主要途径是创造一种全新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并以此来满足人们对新身份的认同。不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民族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资本全球化的加剧又使人们享有过多自由,个体安全与自由逐渐失衡,人们陷入隔离、孤立与焦虑的困境中,于是人们重新燃起对传统共同体的渴望。罗尔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个体也有合作的动机,尽管其实际动机可能是自私的,也可能是仁慈的;因为人们可以共享一个最高的价值或善来构建共同体,那就是正义。桑德尔、麦金太尔、泰勒、沃尔泽等社群主义者则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共同体优先于自我和个人,共同体的善优先于个人的利益、自由和权利。社群主义力图以共同体的历史传统说明自我人格和德性的生成及发展,希望恢复一种人性的、社群的道德生活。

  西方学者对共同体的思考主要是着眼于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人们精神的失依。这对于正在快速进入城市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涉及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也涉及我们如何从西方所走过的路子中吸取经验教训的问题。

  就当今中国而言,我们有和西方国家发展过程类似的特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首先,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基数依然很大,农村社区覆盖面积依然很广。按照目前的城市化速度和规模,即使到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期,总人口达到16亿,8亿人成为城市居民,也仍有8亿人必须呆在农村。其次,就现实层面看,城乡失衡有拉大的趋势。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主导时代,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所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失衡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结构性的社会失衡不仅冲击着乡村社会,也冲击着城市社会,这对中国整体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是:(1)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力量持续冲击下的乡村社会,还有保留或重建乡村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吗?(2)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能够和“社会”共存吗?(3)乡村共同体如何融合公民社会,而不至于成为公民社会的敌人?(4)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如何衔接,以实现统筹协调发展,从而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纯粹从现实状况去看,也许会产生非常悲观的看法。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人对共同体的自然和必然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共同体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具体就乡村社会而言,首先,由于人类存在粮食和农产品生产的需要,乡村的存在就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就给乡村共同体的保留和重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根据。其次,存在和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文化,其中所蕴含的独特多样的伦理价值、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民间艺术、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宝贵资源,需要乡村共同体这种形式予以传承。第三,无节制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精神空虚、灵魂孤独、人情冷漠,就此而言,乡村社会(乡村共同体)作为城市社会的一面镜子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它可以给建设一个好的现代社会(城市社会)提供独特的资源。第四,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理性不仅包括工具理性、市场理性、科技理性,还包括价值理性、道德理性、人文理性,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不仅需要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价值、伦理、艺术、生活方式,还需要村庄、田舍,以及基于乡村共同体而形成的那些传统的价值、伦理、艺术、生活方式。第五,前已指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有大量的人口还必须呆在农村,尽管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对乡村的冲击会不断持续下去,或者说乡村社会的转型也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也毕竟给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契机。第六,随着城乡社会之间在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及村民自治的持续深化、发展,重建杜威意义上的注重“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的新型乡村共同体,从而融合公民社会是可能的,而且它也可以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第七,中国政府提出并正在逐步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实施城乡统筹,促进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等目标、方案,也给我们重建乡村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政策依据、意识形态及体制保障。

  二、乡村共同体的重建

  如何可能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亟待重建,但这种重建不应仅以城市为摹本,而应该着眼于乡村社会本身运作的内在理路,从其自身演进历史中找寻重建希望。

  20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剥离的地位,外来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大量乡村宗族组织解体,乡村社会结构急剧瓦解,乡村共同体日益式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造,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国家以行政强制力将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组织起来,乡村社会逐渐从家族血缘或地缘认同为基础的生活共同体转变为以集体产权为基础的生产经济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大大推动了社会整体转型。在人民公社彻底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持续推进等力量共同作用下,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受到全面冲击,村民流动性大大增强,村庄传统的团结纽带失灵,社会内部封闭性不断被打破,村落同质性和自给性不断降低,乡村共同体基础日益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顺应乡村生活实际和整体社会发展要求,在进入新时期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根据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传统、现实要求、未来发展以及党和国家所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型乡村共同体重建的基本内涵: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近中期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其长期目标或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的真正统一,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以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建设新型乡村政治共同体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分层、职业分化、利益分化等进一步加剧,同时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逐步解体,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客观上要求我们重建的乡村政治共同体是能够容纳个性差异、职业差异、价值差异、利益差异,能够维护公平正义,能够保障成员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新型政治共同体。这就不同于传统共同体的同质性、绝对的权威性和压制性。传统共同体强调共同体优先于成员个体,而现代共同体强调成员个体优先于共同体。我们认为,应该融合这两种偏向:一方面,共同体要充分保障成员个体的自由、平等。这样的共同体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而非压制性的共同体,一个“人人享有必要的机会和资源的共同体”,人们在其中能“充分实现自己特殊的能力和权力”.另一方面,成员个体的自由、权利、个性差异、价值差异应该在法治共识、共同体整体价值共识(公共善)的基础上展开,以实现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整合,保障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与稳定。

  新型乡村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实质是对接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保障基础上,让每一个乡村居民成为村庄政治生活的真正主人,成为具有现代人格的政治公民。这就意味着要实现臣民政治转换为公民政治、恩赐政治转换为自主政治、全能政治转换为服务政治与善治。首先,要强化对乡村居民的现代公民政治教育。由于我国历史上的公民性缺位,大量乡村居民的人格、观念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停留在传统阶段,缺乏独立的主体性人格、清晰的权责观念、明确的契约法治观念等。乡村政治共同体重建最终能否成功,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培养出大量成熟理性的乡村公民。其次,要继续加强和完善村民自治,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村民自治的核心是要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村民按照其意愿和内在需求参与村庄的日常事务管理提供制度性平台。

  要让村民在其中学习民主、运用民主,认知自由与秩序、个人与共同体、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提高其政治认同,成长为合格的政治公民。再次,要顺应乡村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状况,突出乡村政治共同体重建中的“多元治理”,实现乡村“善治”.“多元治理”或“善治”的实质就是民主治理、合作治理。前已指出,现代社会是差异凸显的社会。差异凸显,客观呼唤“共识”、民主。因此,“差异与共识是民主的前提。民主源于差异而系于共识,没有对差异的自觉,也就没有民主意识的生成,同样,如果在差异中不能形成共识,也就不可能出现民主治理。”

  实现差异与共识的良性互动、生成的基本机制就是合作,对于新型乡村政治共同体的重建,就是要使村党委、村委会、村级经济组织、村庄精英、村民以及其他村庄社会组织等形成整合力量,合作治理村庄,共同推动村庄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村庄的繁荣稳定。最后,必须重视党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当前,许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有弱化的趋势,广大村民有群龙无首的感觉,村庄秩序有进一步恶化、崩溃的趋势。强调党和政府在乡村政治共同体建设中的领导和主导作用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村民自治、村庄善治需要一个扶持并逐渐成熟的过程,客观上需要党、政府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二是党的领导是保障乡村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基础;三是党、政府在村民自治、村庄善治中领导作用更多体现在思想上、方向上,而非插手具体的乡村事务。

  (二)以市场导向、集体经济、合作生产、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建设新型乡村经济共同体

  没有共同的经济活动、没有共同的公共财产、没有共同的利益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建就是一句空话。乡村政治共同体也是建立在经济共同体基础上的。当前,中国乡村村民自治、民主治理的停步不前甚至倒退,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于缺乏共同的经济基础。没有共同的公共财产、共同的利益维系,村民内部就缺乏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与积极性,他们关注的也就只能是自己的一点私利,而村干部或村庄精英也只是利用体制权力谋一己之私。整个村庄内部只有“私”,没有“公”,只有分散的村民个体,而无真正的乡村共同体,也就谈不上真正的乡村自治。按照李昌平的说法,只有村庄“四权”(共有的产权、财权、事权、治权)统一,才可能有真正的乡村共同体的存在,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去“搞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因此,新型乡村经济共同体的重建方向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坚持和完善集体所有制,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和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要形式的合作经济,并兼容其他经济形式。目前,中国绝大部分乡村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随着市场化在乡村的推进,分散的个体农民根本无法阻挡市场经济的冲击,破产、衰败就成为其无可避免的命运。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邓小平早在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挑战与风险,必须通过发展集体经济,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参与市场竞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策的贯彻落实、坚持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要求。只有集体经济发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才能真正达到。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新型乡村经济共同体重建的另一个重要的路径选项,也是集体经济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它是根据市场规律,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由村民自愿联合起来组成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最终目标也是形成乡村经济利益共同体。要继续坚持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平等互利的原则,提升其专业性、规范性,真正实现专业合作组织的自我组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宗旨。

  不管是村庄集体经济还是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其现实着力点都是旨在提高村民经济生活水平与物质享受能力,解决分散的村民个体如何面对市场的问题。同时,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可以有效改变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存在的“善分不善合”、“缺乏团队训练”等缺点,培养塑造其以现代职业伦理、合作精神、契约精神、理性精神、社会公德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公民人格,从而促进乡村公民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三)以和谐、友爱、互助、宽容为核心价值主导,建设新型乡村伦理共同体

  伦理共同体关涉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何以相处或共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越来强调个人权利、自由、个性差异、利益差异、价值多元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就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已经逐步从“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维系人们团结的传统伦理已然解体、崩溃;村民“个体化”趋势日趋突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化、工具化、疏离化程度加深,道德信任面临全面瓦解,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变。

  这些都促使我们要认真思考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问题。新型乡村伦理共同体重建的方向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冲突中找到平衡,实现乡村伦理的“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或乡村伦理“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意义”的有效整合。

  传统乡村共同体是以人伦关系为依托,以“近距离”为特征建构起来的礼治社会,以亲仁善邻为道德态度,以相邻和睦为价值目标,以相容相让为基本原则,以相扶相助为伦理义务,既有“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情结,也有“趋福避祸”的传统民间信仰,既有“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慈孝道德观,也有“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良善交往原则。

  现代乡村伦理强调村民自助、互助和自治,充分尊重村民自主地位与权利,价值尊严与人格特性,尊重村民借以生存发展的自然和社会利益,力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共同体的和谐。因此,要充分继承传统乡村伦理中的合理部分,将之与现代伦理有机结合起来,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村民形成现代价值观,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性转换。将费孝通意义上的传统乡村“差序格局”转变为现代“等序格局”.这里的关键是突破传统的“五伦”,建设和彰显“第六伦”,即注重处理与陌生人关系的公德准则,对待任何陌生人都能彼此尊重、关爱。为此,新型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要以乡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培育为基础,让村民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中学习新的与人相处之道,培养以公共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道德。

  此外,新型乡村伦理共同体重建要突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道德相对主义困境。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导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所适从、无所遵循,最终导致道德失序。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来统摄乡村伦理共同体的建设。

  (四)以实现人的幸福、快乐、生命意义为基本目标,建设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

  所谓精神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追求的人们为了满足主体心理、情感、意志等精神方面的需要所结合起来的共同体。

  乡村精神共同体是构成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的社会基础。重建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是要解决在社会大转型中乡村居民出现的信仰缺失、价值断裂、伦理失序、情感淡漠、心灵虚无等精神危机。即重建乡村精神生活,使村民形成什么是好的生活的新概念,重新找到生活意义世界的支撑点或安身立命所在;在日益理性化的社会中重拾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人间温情,在和谐的日常人伦互动中体悟生命的本真意义;重建传统乡村“守望相助”的伦理生活氛围,并增添新的内容,让村民在彼此的关爱中获得本体性安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

  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是在现代性对乡村传统不断冲击、消解的背景下,重建乡村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得有自知之明,既勿复旧,也非全盘他化,而应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即要增强文化的主体性”.针对当前中国城乡文化互动不对等的状况,突出乡村文化自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乡村文化自觉不是固步自封、实行文化复旧,也不是放弃传统、全盘现代化,核心点是要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实现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村民提供活着的意义根据。一方面,要维护乡村历史传统与记忆的连续性。那些传统的节庆仪式、春节中的拜年、邻里之间的互动闲聊、民间祭祀、儿时的游戏、民间杂耍、祖母的剪纸窗花、结婚花轿等等,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些仪式和符号,都积淀了一代一代人的情感在里面,有一代一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据在里面。乡村人活着的意义就在这里,就在对这些乡村传统与记忆的“珍惜、眷恋、感伤、了悟”中,这是唯一真实而不虚无的情感与心理。

  显然,这些都是新型乡村共同体重建中不能抛弃和割裂的部分,是无须“现代化”和“市场化”的部分。另一方面,文化是流动的,传统也是流动的,乡村文化要容纳新成分、新内容、新形式。首先,以平等、自由、独立、民主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价值观,对克服中国乡村居民长期存在的诸如官本位观念、等级制思想、人身依附习惯、公德缺失等人格弊端,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一些传统文化要素经过现代性改造和转换,仍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精神功能。如“孝”文化,保留其“敬”和“爱”的成分,增以“人格平等”的新内容,仍可适用于当下社会。在当前,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重建要求进一步解决好乡村文化建设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活动经费无保障、管理机制不健全、文化人才缺乏、文化活动普及不够、形式单一、氛围不浓、农民主体性发挥欠缺等突出问题。要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政府责任,从资金、政策、制度上推动文化建设,理顺乡村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居民主体作用,广泛开展村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重视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依托传统节日和重大节庆,重建乡村文化,让村民在其中体验生活意义与幸福。

  (五)加强乡村社会建设,夯实乡村新型共同体

  重建的基础保障首先,要保证教育公平,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其次,大力促进农民就业,构建鼓励农民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第三,努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社会慈善事业;第四,着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巩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第五,提高农村居民的居住质量,改善农村居民居住环境,科学规划农村居民居住点;第六,大力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农村应急管理机制。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我们重建的乡村共同体是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它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需要与城市社会实现和谐互动、有效连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社会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避免加快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两大国家战略之间出现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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