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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心态--新时期中国的爱国主义内涵

时间:2017-06-17 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爱国主义论文 本文字数:7359字
  [摘要]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应该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代,随着中国以大国的姿态和平崛起,爱国主义面临着诸多挑战。大国心态是顺应时势的话题,是爱国主义内涵在新时期的丰富与发展。培养“自信、理性、负责、开放”的大国国民心态有利于消除妖魔化的爱国悖论,重塑爱国主义真谛,培养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关键词]中国和平崛起;爱国主义;大国国民心态。

  爱国主义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它自身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是团结凝聚民族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1]如今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更丰富,影响因素更复杂。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体制的改革,利益主体的分化,价值判断的重估,我国爱国主义面临诸多挑战。多元价值观正在逐渐消解爱国主义在民族精神中的核心地位和团结民族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更有甚者提出“爱国主义过时论”,严重淡化了我国国民的国家意识,动摇了其社会主义信仰。面对当代爱国主义问题,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时下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民的心态顺应时势地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对爱国主义的认识也有了新的理解。从大国国民的心态的维度去考察,培养“自信、理性、负责、开放”的大国国民心态,有助于突破爱国主义认知的瓶颈,对国民健康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国国民心态的概念。
  

  大国国民心态是一种以国家主流意识和群体意识共同作用于个人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和社会心态,是国民对日益繁荣强大的祖国所产生的情绪、看法、态度、行为规范的总和。大国国民心态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晴雨表,是大国崛起长盛不衰的关键要素。中国的发展需要转型经济,深化改革,也需要健康大国国民心态的精神支持。这种心态的培养有利于增强国民素质,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效能,推动国家进步与发展,充分展现大国风范。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国民心态正是在这长期的历史继承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中国的国民受“泱泱大国”的价值观影响而夜郎自大、自我陶醉、封闭自守,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到了近代,外敌入侵,主权丧失使国民产生自卑心态,民族认同迷失,甚至盲目崇拜西方,这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如今是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时代,中国再次以大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国际舞台上,但国民心态却相对滞后,并没有随着国家硬实力的强大而强大。在这种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就是要抓住新的时代特点,转变我国国民落后腐朽的“弱国”心态,打击膨胀变异的“强国”心态,培养“自信、理性、负责、开放”的大国国民心态。健康的国民心态既是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关系时的正确心态。只有这种心态成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情绪基调和价值共识,爱国主义才能不至狭隘、狂热、崇洋,才能破解当代妖魔化的爱国主义问题,才能凝聚民族力量,焕发生命力和感召力。
  
  二、我国当代主要爱国主义问题。
  
  (一)对中国的错误解读。
  
  对中国的错误解读严重弱化了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沉重打击了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其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未来发展的误读。一方面,历史和文化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民族对其享有最权威的、不可替代的话语权。然而,一些刻意曲解、抹黑历史和文化的现象正在解构我国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话语权,主要表现在丑化英雄人物,污蔑革命领袖等颠倒黑白的言论,如对雷锋“奢靡生活”的虚构、辱骂某革命烈士为“挂炉烤鸭”;错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如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认,对民族精神的诋毁。这些抹黑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言论破坏了优秀历史人物之于爱国主义的榜样教育功能以及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爱国主义的文化教育功能,打击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消解了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如果说民族历史是爱国情感的根基,那么民族未来就是爱国情感的延续。西方媒体大肆传播诸如“中国经济崩溃论”、关于中国人权问题、民主问题、投资环境问题的负面看法,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在经历高速经济发展后,中国模式已经面临危机,很大程度上已走到了尽头。这些与现实以及可预见未来南辕北辙的悖论不可证,无攻自破,但这种唱衰中国,试图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做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是爱国主义教育需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二)爱国与爱党二分论。
  
  爱国与爱党二分论是挑战体制权威的错误思想“,爱国不等于爱党”的噪声无疑割裂了党和国家的关系,两者虽然是不同概念,不能对等,但也不能相互排斥。刻意将党和国家对立起来,制造二者间的矛盾,是对爱国主义内涵和界定的解构。这种思潮的立论点可以概括为党派不能代表国家,人民有权利选择有利于国家与个人发展的党派,因而爱国不等于爱党。这显然是对我国政党制度的挑衅和对爱国主义的误导。党和国家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在我国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中,爱中国就是爱中国共产党,爱国与爱党并没有逻辑矛盾。除此之外,党内腐败问题是破坏爱国与爱党相统一的又一主要因素。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导致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最终影响国民对党的情感。
  
  (三)“世界公民”对爱国主义的重新定义。
  
  “世界公民”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世界主义者”,在全球化浪潮之前康德也提出“建立一个世界公认的宪法社会”,这些带有普世色彩的观点都是世界主义的思想起源。世界主义认为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突破了以往社交的地缘限制,将各国各民族联结成一个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地球村”,国别、民族界限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应该逾越狭隘的对国家的爱,取而代之对世界的博爱;应该不再只是关注国家内部的正义,更要关注国际正义;应该有全球性的视角和高度,包容多元文化,摒弃文化偏见;应该多履行公民义务与道德去处理国际纠纷。世界公民也被学者提倡作为教育目标。玛莎·纳斯鲍姆认为,现代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世界意识和独立、自主的“世界公民”.[3]综上所述,“世界公民”的理念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同时,它也模糊了国家、主权的概念,抽离了个体的国家公民身份,是对爱国主义必要性的消解。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差距、政治对立、文化隔膜仍然存在,国际社会竞争大于合作依然是现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西方政治话语的垄断,就是对世界主义存在合理性的最大质疑。
  
  (四)极端的爱国主义。
  
  激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个度的衡量判定,健康的民族主义有益于团结民族,增进民族力量、自由和财富。激进的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过分凸显本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优越性,过分声张本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过分强调民族世仇和利益冲突,盲目排外甚至仇视打压其他民族。民粹主义奉行人民利益至上,有反精英、反权威、反体制、反智主义立场,主张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并把人民的意见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民粹主义遵循群体逻辑的行为方式,容易造成群体意识行为,而互联网加剧了这种行为方式在网络上形成不理智的民意表达,推动群体事件生成,严重干扰社会和谐稳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具有高涨的爱国情怀,但三者应该加以区别,不能混淆。激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将打破民族国家间的和谐共处,加剧民族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今,不理智地打压外企成为极端爱国行为主要表现,如河北省乐亭肯德基被“爱国”人士围堵,呼吁拒食肯德基抵制美日韩。这种行为非但不能获得爱国的评价,反而损害了我国及我国国民的形象。在抵制日货、美货、韩剧的背后,应该对狭隘的民间经济制裁和理性爱国方式的抉择进行思考,不能以狂热的爱国行为“道德绑架”理性的爱国行为。
  
  (五)爱个人与爱国家的博弈。
  
  “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声张为维护人权而战的口号。人权问题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戏谑的口吻称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诟病,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对无中生有的人权问题过分宣扬,深层次看就是将个人与国家对立,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与中华民族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在网络时代,资本主义“人权”价值观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年轻人群体中迅速传播,造成个人把对祖国的情感关怀更多转移为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追求,这是“原子式”的个体生活,它不仅视个人享受与追求至上,而且将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从国家中抽离出来。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能有独立于社会的个人存在“,原子式”的自由个体也无法成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他们不过是把自己想象成原子而已,因为他们并不像原子那样独立自主,而要依赖别人,他的需要每刻地使他们处于这种依赖地位。”[4]因此,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是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个人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个人的正当追求与发展于情于理,但离开国家去谈个人追求与发展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应该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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