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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

时间:2015-01-14 来源:未知 本文字数:6021字
作者:傻傻地鱼 单位:
论文摘要

  近年来学界关于红色资源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仍有含混之处,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深刻把握红色资源的本质特征,导致概念不清,进一步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非常有必要。

  一、学界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

  关于红色资源概念的内涵,目前学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谭冬发、吴晓斌较早提出红色资源概念,并做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认为广义的红色资源是指那些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而狭义的红色资源则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历史痕迹和精神魂宝。

  徐艳萍、李实等人也区分了广义与狭义的红色资源。徐艳萍认为,广义的红色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文化资源和人物资源四个方面;狭义的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时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遗存物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载体。

  李实认为,广义的红色资源可以包括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理论、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及其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的总和;狭义的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称。

  耿琪则认为,红色资源无所谓广义与狭义之分,但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红色资源指的是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公墓、旅游线路等;精神层面的红色资源则是指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一致、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民族精神。

  张泰城、魏本权认为,红色资源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凝结而成的思想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以及它们的物化形态资源。

  李康平则突出了红色资源的革命特性,认为红色资源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基本内涵。

  肖发生在强调红色资源的“红色”特性的同时,突出了它的“资源”特性,从而将红色资源界定为“在新民主主义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为我们今天所开发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各种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

  还有学者对红色文化概念做了界定,也可看作是对红色资源概念的一种界定方式。李水弟、傅小清、杨艳春将红色文化界定为“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基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反帝、反封建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

  陈世润、李根寿则简单明了地将红色文化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物质载体”。

  二、红色资源概念的再界定

  不难看出,以上关于红色资源概念的不同界定,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红色资源的本质特征,红色资源形成过程中的实践主体,红色资源形成的时间跨度,以及红色资源的基本内容。而红色资源的本质特征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理解与否,必然影响到对其它三个方面的理解与界定。

  (一)红色资源的本质特征

  红色资源首先必须是“红色的”,但什么是“红色”,“红色”具有怎样的本质特征?目前,学者们对“红色”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将“红色”界定为“顺应历史潮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或者以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精神魂宝”来对应“红色”。诚然,“顺应历史潮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红色”本质规定之一,但“红色”必然还有其它的本质规定性,否则就会因为太过宽泛而将古今中外的一切顺应历史潮流和一切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东西都称为“红色资源”。但事实上人们在习惯上并未将所有这些都纳入到“红色资源”范畴,而是始终将“红色”与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因此,“红色”一定是与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本质特征有着内在的关联。“精神魂宝”说虽然把握到了“红色”与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某种关联,但对“精神魂宝”本身没有做进一步的界定,也就是说,没有指出“红色”与中国共产党的哪些本质特征或精神特质内在相关,因而仍然是抽象的。

  第二,认为“红色”应当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理论、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或者认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崇高精神”。前一观点指出了“红色”与共产党的某种本质关联,但一方面没有将这种本质关联限定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身上,另一方面则没有对“无产阶级政治理论、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做进一步的提炼与限定。之所以要将“红色”与共产党的本质关联限定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身上,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始终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因而必然打上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而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色。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精神和共产党的精神必然同时与特定的民族精神关联在一起。之所以要对“无产阶级政治理论、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做进一步的提炼与限定,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还有一些“陈旧的肮脏东西”,这些东西显然不能定性为“红色的”,只有其中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的东西,如集体主义、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等,才能称之为“红色的”。“崇高精神”说也是如此,即应当进一步阐明是哪些“崇高的精神”。

  第三,将“红色”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一致、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民族精神”相对应。这一观点突出了民族精神,也谈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民族精神”,但仍没有清晰地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民族精神”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精神”有何不同,也就是说,没有突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

  第四,还有的学者强调“红色”与“革命性”之间的关联,或者强调“红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在关联。但“革命性”与前文所说的“顺应历史潮流”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样,仍然只是“红色”的本质规定之一。同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必须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才能较为全面地界定“红色”。

  综上所述,“红色”的本质特征至少应当包含三个方面,即民族性、革命性以及无产阶级或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性。只有同时体现了这三个方面的东西,才可称之为“红色的”。准确把握了红色资源的本质特征,就能够据此而对红色资源形成过程中的实践主体、形成的时间跨度以及基本内容等方面做出更为清晰的界定。

  (二)红色资源形成过程中的实践主体

  根据对红色资源本质特征的界定,红色资源形成过程中的实践主体只能限定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而不能宽泛、笼统地理解为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者,或者一切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行为主体。

  (三)红色资源形成的时间跨度

  红色资源形成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关于时间跨度的开端,学界普遍认为应当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于时间跨度的结束,学界则有不同观点。针对时间跨度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革命战争结束,另一种观点界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前一种观点着眼于红色资源的形成时间,其合理性在于:由于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具有民族性、革命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性的红色资源主要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将红色资源与革命战争这一特定时期关联在一起。后一种观点着眼于红色资源的本质特征,其合理性在于:尽管红色资源主要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但它并非封闭的和僵死的东西,那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涌现和形成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载体,与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资源在本质规定性方面是一脉相承的,是革命战争时期已基本形成的红色资源的丰富与发展,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之外。可见,关于红色资源的时间跨度,可以有两种不同但都可接受的理解方式,从而红色资源也就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无论广义的理解还是狭义的理解,其本质规定是一致的,即都是具有民族性、革命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性的精神魂宝及其物质载体总和。

  (四)红色资源的基本内容

  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理解,其本质特征决定了红色资源的基本内容只能是那些具有民族性、革命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性的精神魂宝及其物质载体总和,而那些不同时具备民族性、革命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性的东西则不能纳入红色资源范畴。

  三、重新界定红色资源概念的意义

  概念的准确界定,是红色资源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的基础性前提。

  首先,准确把握概念,有利于明确红色资源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的目的和意义。进行红色资源的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是因为红色资源在当代具有政治认同、社会凝聚、文化传承、道德教化以及经济产出等一系列的功能与价值,不能形而上、空对空。但是,要使红色资源服务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辨析清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哪些事迹和思想价值观念能够发挥政治认同、社会凝聚、文化传承、道德教化以及经济产出这样的功能或实现这样的价值,从而能够作为红色资源加以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深刻理解红色资源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其概念内涵,因为只有那些体现了这一本质特征的事迹和精神才能在当代真正有效地发挥这些功能或体现这些价值,从而真正有效地服务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准确把握概念,有利于明确红色资源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的对象。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并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所有事迹和思想价值观念都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从而应当作为红色资源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的对象,而要辨析清楚其中哪些事迹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应当作为有价值的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对象,仍需要在深刻理解红色资源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其概念内涵。另一方面,红色资源是精神魂宝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但就其本质特征而言,红色资源的核心应当是这些物质载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魂宝。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遗存下来的事迹、遗址和器物等物质载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承载着具有民族性、革命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性的精神魂宝。因此,确切地说,真正应当作为有价值的对象加以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的,是作为精神魂宝的红色资源。而那些物质性遗存,只是因为它们承载着这些精神魂宝才成为红色资源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和利用的对象。

  最后,在准确把握红色资源概念内涵从而明确红色资源研究、传承—创新、开发、利用的目的、意义与对象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红色资源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的有效方式方法,才能正确处理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因为红色资源的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服务于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其对象主要是体现在事迹、遗址、器物等物质载体中的精神魂宝,所以红色资源的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应当是一种内在的方式,而不应当是外在的方式,即不仅仅停留于事迹、遗址、器物等物质载体的搜集、保存、开发与利用,更应当是通过对物质载体的搜集、保存、开发与利用来挖掘、提炼和整合其中蕴含着的具有民族性、革命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性的伟大精神魂宝,更应当以文字、图片、影像等各种载体形式,通过融入课堂的学校教育形式以及旅游、参观等社会教育形式来传承和弘扬红色资源中的这些宝贵精神传统,更应当是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新的时代特点对红色资源中的精神魂宝做出创新性的阐释,以使这些宝贵传统能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一旦明确红色资源的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服务于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对象主要是物质载体中蕴含着的精神魂宝,那么就必然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红色资源的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就红色资源研究而言,一方面,红色资源的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等构成了红色资源研究的具体方面和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对红色资源进行有效地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又构成了红色资源研究的具体目标。就红色资源的传承—创新而言,一方面,传承—创新表现为目的本身,研究、开发与利用都应当为红色资源的传承—创新服务;另一方面,必须在科学、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地有效开发与利用,才能实现红色资源的有效传承—创新。

  就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言,它本应当以红色资源的有效传承—创新为原则和宗旨,但由于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往往与经济效益关联在一起,因而人们往往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这一外在的功利目标而忽略传承和发扬宝贵精神传统这一内在的价值目标。诚然,产生经济效益本身就是红色资源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方面的体现,但它不能以红色资源中精神价值的误读、曲解、淡化甚至媚俗为代价。这一担忧绝不是多余的。当前,全国各地尤其是革命老区,纷纷依托当地的自然景观,主推当地的红色资源,大力发展以“红色”为主题特色的旅游产业,使得红色旅游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不可否认,通过红色旅游,大量的红色资源尤其是红色资源的物质形态方面,得到了深度的挖掘、广泛的搜集、有效的保护和相当规模的整合与建设,也让更多的人在旅游参观中接触、体验到红色资源的独特魅力,接受了印象深刻的红色教育,从而使红色精神价值得到了更广泛、有效地传承与发扬。但也应当注意到,在红色资源的旅游开发中,开发和运营主体有可能将红色资源当作纯粹的营利工具和手段,有些人为营利不惜歪曲和捏造一些粗俗的故事以吸引旅客,甚至设置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环节以勒索游客钱财。

  这些纯粹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淡化、消解了红色精神价值的严肃性和崇高性,使之庸俗化,从而从根本上不利于红色精神价值的传承与发扬。为此,必须对红色旅游景区进行有效地管理与整顿,引导红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使红色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在深刻理解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红色资源的概念内涵,澄清以往理解和认识上的混乱与偏差,是对红色资源进行有效研究、传承—创新、开发与利用,从而使之在当前及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政治认同、社会凝聚、文化传承、道德教化以及经济产出等重要功能的基础性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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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肖发生.定位与提升:“红色资源”的再认识[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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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陈世润,李根寿.论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价值[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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